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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目前存世最早的名人墨跡，清乾隆內府“三希”中的兩件，可謂件件價值連城
為了慶祝隋人書《出師頌》離開故宮80年後重回宮中，8月24日至29日，故宮博物院在院內繪畫館舉辦《銘心絕品——兩晉隋唐法書名跡特展》，由於匯集了我國早期書法中一些最重要的稀世珍品，此次展覽備受文物界、書法界專家學者的關注。
名帖真跡墨跡之最
比起去年年底上海博物館為建館50週年舉辦的《千年遺珍國寶展》，此次故宮的宣傳可以說低調了很多，不過專家介紹，單就書法展品而言，此次展覽絕不遜於上博的展覽，而且此次亮相的《伯遠帖》和馮本《蘭亭序帖》本身就參加了上博的展覽。
在故宮繪畫館展廳的一角，一幅不大的宣傳牌上印著這樣兩句話：“中國書法墨跡之最，存世最早蔚成系列。”這兩句話精確地概括了此次展覽的特點。首先，就文物價值而言，西晉陸機的《平復帖》是我國存世最早的名人墨跡，其書寫年代距今已有1700餘年，是現存年代最早並真實可信的西晉名家法帖。它用禿筆寫于麻紙之上，筆意婉轉，風格平淡質樸，其字體為草隸書。《平復帖》雖然僅有9行86字，但它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對研究中國文字和書法變遷方面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此次展出的《中秋帖》手卷，曾被清乾隆皇帝譽為“三希”之一，意即稀世珍寶，卷前引首有乾隆行書題寫的“至寶”兩字。此帖傳為東晉王獻之所書，但是根據所用的竹料紙和行筆，當代書畫鑒定家大多認為是宋米芾所臨，但這絲毫不影響此帖的價值。另一幅《伯遠帖》，實際上是東晉王王旬書寫的一封信，卷前引首有乾隆御書“江左風華”四個大字。王王旬《伯遠帖》自乾隆十一年即1746年進入內府，經乾隆品題，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並藏在養心殿西暖閣內，乾隆御書匾額“三希堂”。乾隆十二年又精選內府所藏魏晉唐宋元明書家134家真跡，包括“三希”在內，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閱古樓”，把上述刻石嵌在樓內墻上，拓本流傳以示臨池之模範。
而此次展出的唐代馮承素摹寫的王羲之《蘭亭序帖》，則被書法界公認為王羲之《蘭亭序帖》的最佳摹本。再加上剛剛回歸故宮的隋人書《出師頌》，五大名帖同時公展，不僅是前所未有的盛事，從更深的含義來說，它們整體再現了中國早期章草書體演變歷程，這已經超越了其中任何單件作品所固有的價值。專家介紹，“章草”是在隸書的草寫體———“隸草”的基礎上進一步規範化而形成的一種書體。它在中國書法書體的演變過程中，是銜接早期的篆、隸書體和在後世佔主導地位的楷、行、今草書體的一個重要環節。章草出現于西漢，至東漢中後期趨於純熟，成為最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一種書法表現形態。從三國、魏晉以至隋代，各時期多有承傳者，並相繼產生了漢張芝、西晉索靖等一些著名的章草書法家。然而到唐代，就已經很少見了，歷經數百年至元代方得復興，但風格已大異於古人。早期章草墨跡存世者寥若晨星，此次展出的都是其中的珍品。 國寶流浪故事感人
入選《銘心絕品———兩晉隋唐法書名跡特展》的展品，除了極少數一直在故宮收藏沒有遭受“流浪”之苦，幾乎每一件展品背後都蘊藏著一個感人的故事。如《平復帖》，在光緒年間為恭親王奕讠斤所有，並由其孫溥偉、溥儒繼承。後溥儒為籌集親屬喪葬費用，將此帖待價而沽，經傅增湘從中斡旋，最終由著名鑒賞家張伯駒以鉅資購得。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躲避戰亂的路途中，張伯駒將此帖縫在身穿的棉襖中，視同生死，更感人的是，在遭受匪徒綁架並以“撕票”相威脅以索取鉅資時，他卻關照夫人：“寧死魔窟，決不許變賣家藏。”1956年，張氏夫婦毅然將《平復帖》捐獻國家。
《中秋帖》和《伯遠帖》則是民國時由溥儀攜出宮外，後流散民間。建國前兩件稀世文物一起被典當於香港一家外國銀行，1951年底，典當期將滿時，國外有人意圖購買，周恩來總理聞訊，當即指示有關部門購回，入藏故宮博物院。
而此次故宮購回的《出師頌》，則是1922年被溥儀攜帶出宮的，當時曾經被不識其價值者截為兩段，前面的“晉墨”兩個字和正文是一段，後面的元代題跋是一段。6年前，嘉德公司在一次文物徵集中，曾經徵集到《出師頌》手卷尾部的元代題跋，並將其拍賣。今年的春季拍賣會上嘉德又徵集到《出師頌》的正文部分，故宮博物院此次購得的就是《出師頌》的正文部分，據說後面的題跋至今仍在一位收藏家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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