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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中國歷史的滄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個問題自問自答。問的是：“誰是最可憐的人？”答的是：“孔夫子。”
最先把“可憐”二字送給孔子的是魯迅。他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說：“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粧，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後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子是什麼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且介亭雜文二集》)被權勢者抬的時候、捧的時候已經“可憐得很”，更不用說被打、被罵、被聲討的時候。
僅著眼于“五四”，說孔夫子是“最倒楣的人”恐怕沒有錯，但是如果著眼于整個20世紀乃至今天，則應當用一個更準確的概念，這就是“最可憐的人”。我所定義“最可憐的人”，是任意被揉捏的人。更具體地說，是被任意宰割、任意定性、任意編排、任意驅使的人。二十世紀著名的思想家以賽亞·柏林批判史達林的時候說：一個具有嚴酷制度的社會，無論其制度有多麼荒謬，例如要求每個人必須在三點鐘的時候，頭朝下站立，人們都會照樣去做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對史達林來說，這還不夠。這樣做不能改變社會。史達林必須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麵糰，之後他可以隨意揉捏。這一“麵糰”意象，最準確地定義和描述了世上最可憐的人。不幸，我們的孔夫子正是這樣的人。可憐這位“先師”，一會兒被捧殺，一會兒被扼殺，一會兒被追殺。揉來捏去，翻手為神，覆手為妖。時而是聖人，時而是罪人；時而是真君子，時而是“巧偽人”；時而是文曲星，時而是“落水狗”；時而是“王者師”，時而是“喪家犬”。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那陣子，只能直呼其名稱他為“孔丘”。跟著孔夫子倒楣的是《論語》與儒學，“半部就可治天下”的《論語》，也像麵糰，一會兒被揉捏成“經典”，一會而被揉捏成“秕糠”(毛澤東詩“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一會兒是“精神鴉片”，一會兒是“心靈雞湯”。
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一再變形之後，其“功能”也變幻無窮。魯迅點破的功能是“敲門磚”。但魯迅看到的是孔子當聖人時的功能，未見到他倒楣而被定為罪人時的功能。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從“至聖先師”變成“反面教員”，其功能也是反面的。先前要當進士得靠他，現在要當戰士也得靠他，誰把孔子批得最狠，誰才是最堅定忠誠的革命戰士。至於他的“徒子徒孫”，則必須反戈一擊，把他作為“落水狗”痛打痛罵，劃清界限，才得以自救。文革後期，孔夫子運交華蓋，成了頭號階級敵人，與反黨叛國集團頭目林彪齊名。這回與五四不同，五四時只是一群知識分子寫寫文章，這次批孔則是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動用了整個強大的國家機器。弄得史學家們也手忙腳亂，立即著手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中國通史》改為“以儒法鬥爭為綱”的通史新版。這個時候，中國文化翻開了最滑稽也是最黑暗的一頁。
沒想到三十年後，孔夫子又是一條好漢，孔老二又變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爺子。他再次成為“摩登聖人”(魯迅語)。這一回，孔夫子是真摩登，電臺、電視臺、電腦網路，從裏到外，轟轟烈烈。古代的手段也沒閒著，立廟、燒香、拜祭全都洶湧而至。這次重新摩登，差不多又是把孔子當麵糰，不同的是二十年前那一回把他踩下了地，這回則是棒上了天。揉捏時麵糰裏放了不少發酵劑，於是格外膨脹，不僅《論語》被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且孔子也變成超蘇格拉底、超耶穌的第一大聖，什麼先進文化都在他身上。
孔子被揉捏，首先是權勢者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棒或壓或打或拉，但大眾與知識人也有責任。什麼是大眾？大眾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時候，把你棒為偶像，不需要你的時候，則把你踩在腳下。一切均以現時利益為轉移。魯迅說中國人對待宗教的態度是利用即“吃教”。對孔子也是食欲大於敬意。都是用口，講孔子和吃孔子界線常常分不清楚。當今吃孔子的方法很多，吃法不同，有的是小吃，有的是大吃，有時是單個吃，有時是集體吃，有時是熱炒吃，有時是泡湯吃。總之，孔子雖然重新摩登起來，卻仍然很可憐：八十年前五四運動時，他被視為“吃人”文化的總代表，現在變成“被吃”文化的總代表。
說了這麼多，不是說孔子有問題，而是說對待孔子有問題。孔子確實是個巨大的思想存在，確實值得我們充分尊重、敬重。但是，二十世紀以來，問題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真敬重，或者說，恰恰是不給孔子應有的尊嚴。余英時先生說，對待孔子和儒家經典，應當冷讀，不應熱炒，便是應當坐下來以嚴肅冷靜的態度，把孔子以及儒學當作一個豐富、複雜的巨大思想存在，充分尊重，認真研究。在此前提下，再進入思想體系的內裏，把握其深層內涵，這樣倒可以還原一個可敬的孔子形象。
（據《讀書》）
來源：文摘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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