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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鼠年春節過後，世界上有兩位作家接踵去世，兩個獨立的生命，都熱愛寫作，但他們所處的社會，所度過的人生，所寫出的作品，差別之大，難以譬喻。
一位是法國“新小說”流派開創者羅伯·格裏耶，公曆2008年2月19日逝于法國西部小城，享年85歲。一位是中國作家浩然，公曆2008年2月20日逝于北京東方醫院，享年76歲。他們仙去前，都已經被社會邊緣化了。他們曾經輝煌，但當今法國和中國引領文學風騷的中心人物，已是另外的一些寫作者。
1988年初夏，在法國巴黎，正對協和廣場的大飯店的露臺上，我曾和羅伯·格裏耶站在一起喝香檳，當時露臺那一角只有三個人，我們三個人站在那裏，只不過是因為我們都不喜歡太熱鬧，當時飯店廳堂里正舉行大型酒會，溜到露臺一角實際是一種逃避。我不會法語，格裏耶不會中國話，另一位恰既懂中文也講法語，因此我和格裏耶有簡單的交流。格裏耶對我不會有什麼興趣，事後也一定不記得我這麼個人，但我那時卻對他充滿崇敬，還有同情。崇敬，大家可以理解，改革開放以後，格裏耶及其“新小說”流派有不少品種被翻譯到中國，格裏耶的《橡皮》幾乎成為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所有文學愛好者和寫作者的必讀書，他編劇的先鋒派電影《去年在馬利昂巴德》在電影資料館內部觀摩，一票難求，能搞到錄影帶在家裏跟幾位同好欣賞，成為最大幸事。從那時候起，“文學是敘述技巧的展示”，“文學創作重在顛覆”，“不為俗眾求雅眼，為下世紀而創作”……等等想法和說辭，甚為流行。那麼，我怎麼會在1988年跟他近距離接觸時，又會對他心懷同情呢？那是因為，1985年瑞典文學院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法國作家克洛德·西蒙，據說那也是表達對探索了三十年的“新小說”流派的一種肯定，法國人是最重視這類事情的，法國作家又一次獲得諾獎，當然首先是高興，但接著就感到困惑，消息傳來的當天，巴黎大街上不少人面面相覷地互問:誰是克洛德·西蒙？他那本獲獎代表作《佛蘭德公路》寫的是什麼？有的則憤憤不平，如果是想肯定“新小說”流派創作，那為什麼不頒給羅伯·格裏耶？眾所週知，格裏耶可以說是“新小說”探索的發軔者，其作品人們耳熟能詳啊！1988年站在格裏耶身邊，我也有這種情愫，實際上那是格裏耶本人並不需要的同情。
1988年，站在露臺上喝香檳的格裏耶，66歲，非常素凈，非常恬淡。我覺得他自己非常清楚，他人生中最好時光，已經流逝，難以再來。他從1955年通過午夜出版社發表第一部引起關注的作品，到1985年西蒙得到諾獎，正好30年。他的好時光不短，對於這個變幻莫測的世界上的大多數寫作者來說，應該欣慰了。
格裏耶當然也是老黃牛類型的作家，生命不息，筆耕不輟。但好景難再，他去世前一年新推出的作品《傷感小說》惡評如潮，在圖書市場上遭到冷遇，最刻薄的評論是:“這是行將入土的法國‘新小說’棺木上的最後一顆釘子。”唉！但是，他去世消息傳出，法國總統薩科齊很快表示哀悼，總統府發表正式言論:“毋庸置疑，隨著羅伯·格裏耶的去世，法國知識分子史和文學史上的一個時代已經終結。”他定位於煌煌歷史卷冊，卻又被社會發展徹底地邊緣化乃至出局。
我1980年至1986年曾是北京市文聯專業作家，和浩然分在一個學習組，有促膝的接觸，但我們之間沒有一次超出寒暄的交談。他逝去後，從傳媒上看到的文章，一般不外乎指出他為置身其中的時代所局限，或表達對他無政治野心有質樸品格的讚嘆。但替他細算一下，他人生中的好時光，也就是寫作愛好與才能得以施展噴溢並佔據中心位置放射光芒的時間段，也就是1963至1966和1972至1976加起不到十年而已。我跟他“一口鍋裏吃飯”時，他已經並不開心，後來更逐步地邊緣化，引領文學風騷的，到如今也已經換了好幾茬。說羅伯·格裏耶的代表性“已經終結”也好，說浩然“被時代局限”也好，話說出口是可以很輕鬆的，但細揆天理，誰又能久據中心永不終結呢？誰又能逭逃於時代局限之外永恒摩登呢？居中時不欺人，邊緣時不自欺，順應代謝，敬畏規律，才是健康的人生。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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