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飄萍的死因,目前有很多說法,比較流行的是因為“宣傳赤化”,支援國民軍等比較正面的原因,另一種是因亂拿津貼,報格有缺等負面原因。前者是根據當時軍閥處置邵飄萍時羅列的罪名,以及根據《京報》報道分析得出;後者是最近學者根據當年報人回憶進行研究的成果。這裡不一一例舉,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共產黨刊物《政治生活》,也批評邵飄萍在職業操守上的瑕疵,“邵君晚近言論的確趨於進步的。有時也發表接近民意的文字,自然我們不能證明邵君發表此種文字時的動機若何……”;“根據北京各報所載,邵君向無定見,以金錢為轉移,致遭各方毒恨,最近以宣傳赤化嫌疑被奉軍槍斃。如此記來,似邵君素行乏檢,最近又犯軍閥,真是罪有應得,死得活該”。對邵飄萍遇難的原因又增加了幾分複雜。

　　在一個法制社會,一個人被判死刑,從理論上講,和他的道德與社會人際關係並沒有直接聯繫。但在北洋政府時期,則完全不同,執政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好惡與判斷,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宣判反對者死刑,而羅列出的罪名只是一個幌子,一個欺騙大眾、對付輿論的藉口。邵飄萍遇害就屬於後者,因此內部原因比較複雜,需要分清楚表面原因和真正原因,間接原因與直接原因,以及遠因、近因各是什麼。

　　邵飄萍“宣傳赤化”是導致他被殺的表面原因。這也是邵飄萍被判死刑的“罪證”,這個罪證的羅列是有根據的,《京報》在1926年1月以來,報紙上刊登的關於蘇俄消息很多,而他反對章士釗,支援學生運動也是事實。關鍵是此次張宗昌、張作霖父子聯合進京,打的旗號就是“反對赤化”,並以此獲得帝國主義的金錢支援,因此更需要抓幾個、殺幾個“宣傳赤化”的人給“出資贊助者”交差。但選擇誰、不選擇誰就全憑他們自己的意志,畢竟《京報》不是刊登蘇俄消息的唯一報紙,而邵飄萍也不是支援學生運動的唯一人士。邵飄萍的被抓、被殺確有更深層原因。

　　得罪奉系軍閥是邵飄萍被殺的主要原因,這裡面就比較複雜。實際上當時罵張作霖的不僅僅是邵飄萍和《京報》,北京的《晨報》、《世界日報》等對奉系都有微詞,但邵飄萍事前拿了奉系的錢卻不為其說話,還指責並詆毀張作霖,讓張作霖有被戲耍了的羞辱感。因此這是得罪奉系的重要原因。另外,由於邵飄萍與馮玉祥關係甚篤,也拿他的津貼,並在報紙上讚揚國民軍,指斥張作霖為“違反民意,妄肆野心”,“獨夫民賊”等,這又是一層仇恨。不過筆者認為導致邵飄萍被害的直接原因是他在郭松齡倒戈事件中的角色,以及郭松齡與張學良的關係。這是被很多研究者忽略的一個重要原因。

　　郭松齡是張作霖的心腹大將,曾為張作霖立下赫赫戰功。他與張學良關係甚好,既是張學良的老師,也是他的部下,可以說郭的決定就是張的決定。二人不僅相知,而且相諒。張學良曾說,郭松齡是對他一生有重大影響的人,二人還義結金蘭;張作霖也戲言,張學良除了不能把自己的老婆給郭松齡外,有口吃的都想著他。直到晚年,張學良還感嘆道：“如果郭松齡在,我現在就不會這樣為難了;如果郭松齡在,日本就不敢發動九一八事變。”可見他對郭松齡的倚重和深情。但郭松齡和奉系內部另一實權人物楊宇霆不和,並反對張作霖舉兵入關的戰略決策,他與奉系並不十分和諧。1925年,郭松齡與夫人到日本參觀軍事,聽到張作霖正在日本購買武器,要與南方的國民軍開戰,郭松齡憤慨至極,遂決定聯絡馮玉祥共同反奉。這段歷史史學界已有詳細論述,並不是本文的討論重點。在這場關乎奉軍命運的大事變中,邵飄萍扮演了重要角色。雖然他不是最早聯絡郭松齡和馮玉祥的人,但在郭松齡回國後與馮玉祥的聯絡中,邵飄萍起到了重要作用。
　　邵飄萍和馮玉祥關係甚篤,曾因不凡的見識讓馮玉祥聘請他為高級軍事顧問,並得到豐厚津貼,《京報》上常有讚揚馮玉祥革命軍的文章。當郭松齡和馮玉祥決定聯合之後,他不僅在報紙上稱讚郭松齡為“人民救星”,張作霖為“馬賊”“人民公敵”,而且在私下的交往中,“主動宣傳國民革命的形勢,大擺張作霖引狼入室的罪行,促使他及早下決心,與割肉飼虎的張作霖決裂”。更派自己的如夫人祝文秀往來于北京、天津,暗中聯絡二人。祝文秀曾回憶說,“我經常為飄萍秘密遞送文件,往返于京津、東北等地。飄萍每次要我代他去送信時,總是先朝我上下打量一下,然後把信拿出來,告訴我送信的地點,同時叮囑我衣裝打扮要華麗一點,闊氣一點,有派頭一點,應對時要機靈一點,”“有時要我穿得樸素一點,普通一點”。當時馮玉祥駐京郊,郭松齡居天津,祝文秀經常往返于京津之間,替邵飄萍送密件。在回憶中,祝文秀雖然沒有提及信件的內容(她也不可能知道),但印證了邵飄萍在馮、郭聯合倒張事件中的作用。

　　1925年11月22日,馮玉祥與郭松齡簽署密約,23日郭通電反張,24日,馮玉祥也發通電,歷數張作霖的罪狀,勸他引咎下野,以謝國人。1925年12月7日,《京報》刊出一期“最近時局人物寫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說明文字為“馮玉祥將軍”、“一世之梟親離眾叛之張作霖”、“忠孝兩難之張學良”等以作配合宣傳。

　　由於郭松齡在直奉前線的關鍵時刻倒戈反張,一度使張面臨下野出走的絕境。後來郭雖然被平定,但邵飄萍已經在張作霖必除之而後快的黑名單上。當然此前張也懷“仁心”,希望用三十萬的鉅款收買邵,創下舊中國最貴的言論輿論收買價格。但被邵拒絕。邵飄萍在被捕後,北京報界曾說情于張學良,希望他能本“尊重輿論”之意釋放邵,但遊說未果,被捕兩天后,邵飄萍被槍殺。

　　張學良為什麼不肯施救邵飄萍,他自己已經留下了答案。據當年上海《民國日報》報道:

　　“報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後,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時,在某處開全體大會,討論營救方法,當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時同乘四輛汽車,赴石老娘衚同訪張學良。當經張氏接見,各代表將來意說明後,張答謂逮捕邵氏一事,老帥與吳子玉(即吳佩孚)及各將領早已有此種決定,並定一經捕到,即時就地槍決。此時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辦邵某,並非因其記者關係,實以其宣傳赤化,流毒社會,貽誤青年,罪在不赦,礙難挽回,而事又經決定,余一人亦難做主云云。各代表再三解釋,並懇求張本夙昔尊重輿論之善意,將邵開釋,或永遠監禁,以保全其生命。張謂余情願一一負荊請罪,此事實無挽回餘地。各代表懇求至三小時之久,張當笑謂:余與郭松齡情誼之篤,世無倫可比,郭尚因他事犯罪,余亦可犧牲一己,與其私逃,但其前次舉動,余實無法援助,及出兵討郭之際,余尚致其一書,謂‘爾前謂我戰術參差,今度且看如何’,又致郭夫人一書,謂:‘彼此此後不能復為跳舞之戲矣。’張又謂:‘余對生死二字看得極透徹,其實何足關心。邵某雖死,亦可揚名,諸君何必如此,強我所難云云。’時張氏亟要赴齊燮元之預備會議,不能再談,各代表乃悒悒而出,後又各以私人交誼奔走各方營救,但仍無效。”

　　從以上的記錄中可以看出,開始的時候,張學良還以“宣傳赤化”,此事由大家集體決定作藉口搪塞眾代表,但在代表再三懇請三個小時後,張終於說出了實情,“余與郭松齡情誼之篤,世無倫可比”,如果是犯了別的錯誤,張都可以和他“私逃”,但這次反叛倒戈,“余實無法援助”。如果不了解邵飄萍和此事的關係,很難理解張學良為什麼突然扯到這個事情,但了解內幕的人都知道邵飄萍在此事上的角色。因此,雖然少帥與邵飄萍此前也有私交,但決沒有與郭松齡來得緊密,因此對這個“挑唆”自己的密友,反對“老帥”,而至喪掉全家性命的“教唆者”,一定要殺之以平心頭之痛。更何況,郭松齡的反奉,已經使張學良在父親面前無法交代。這可由張作霖給李景林一通電報證明。當郭松齡倒戈通電發出後,李景林也響應郭,自天津給張作霖一電請張下野,把東北交給少帥,張復李景林電說:“你如出關,我拱手相讓。我與張學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從這句話中可見張作霖痛心之深。這也是為什麼張學良在關鍵的時候拒絕援手──殺邵飄萍,的確有向父親表衷心的意思。因此邵飄萍的被害,表面上是因為宣傳蘇俄、“宣傳赤化”,實際上是支援國民軍反對奉系張作霖,而直接的原因是他暗中聯絡馮玉祥和郭松齡,促成郭松齡前線倒戈,卻落得兵敗命喪的結局,而張學良與郭松齡情同師生手足、惺惺相惜,在痛惜的同時,還面臨著父親張作霖的指責,在這種情況下,他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對邵飄萍緩頰的。(王潤澤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中國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