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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詳
對諸葛亮治國，自古以來評價甚高，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寫道：“開城心，佈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在今天，更有人盛讚其“以法治國”，“堅持法律公正的原則”。
是這樣嗎？未必。今試舉幾例以饗讀者。
其一是法正一案。劉備奪得益州後，以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見三國志·法正傳）。即是說法正受到劉備的信任倚重，不僅讓他擔任了京都之地的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而且對他言聽計從。然而法正是得志倡狂的中山狼，在得寵之後，立即以個人恩怨為是非標準，凡“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其報復手段很嚴厲，竟將曾經詆毀傷害過他的很多人擅自殺了，並不經過法律程式。
對這種無法無天的驕橫，有人建議諸葛亮啟奏劉備，抑制一下法正的作福作威。諸葛亮卻解釋說：主公還在南郡公安時，北邊畏懼曹操的強大，東邊擔心孫權的威逼，近則怕孫夫人變生肘腋，那時候真可謂進退狼狽。自得法正輔佐以來，讓主公在天空翱然飛翔，不受制約。怎麼能禁止法正心得意滿地行事呢！
劉備活著的時候，約束處理大臣由不得諸葛亮做主，要說他執法不公則有偏頗，但這種解釋卻令人困惑不解。一個科教嚴明者，絕不會以上述口實給違法殺人進行辯解。唯一合理的解釋，是諸葛亮深知劉備對法正特別的倚重，所以投其所好而加以奉迎。
其二是常房一案。據《魏氏春秋》載，益州從事常房接到密報，檢舉的詳柯太守朱褒密謀叛變。常房是十分忠於蜀漢政權的官員，立即將朱褒主簿（相當於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抓起來審訊後“殺之”。朱褒大怒，遂率兵襲殺了常房，而且誣陷常房謀反。諸葛亮得知之後，不分青紅皂白，竟將常房的幾個兒子全部處死，還將常房四弟流放於越儁山區。今試分析，常房是從事而已，敢將朱褒主簿審訊後殺，肯定有可靠的定案依據；只是他過於自信，不該在主犯未曾歸案前殺了從犯，從而自毀了人證。常房是文職，不是主官更沒有兵權，他憑什麼敢謀反？這是基本的常識。朱褒的誣陷不過是賊喊捉賊，故意弄混水罷了，不可能有證據支援。諸葛亮已從政多年，處理此事時又處在丞相高位，不可能分不清是非。那麼為什麼要對常房諸子處以極刑並流放其弟？《魏氏春秋》的作者看得明白，故以“欲以安之”四字揭示其用意，即用殺其對立面安撫朱褒。顯然，這不是追求法律公平的原則，完全是權謀。
可惜的是，諸葛亮給足了朱褒面子，朱褒卻以反叛給了諸葛亮一記響亮的耳光。為《三國志》加注的悲松之也為此不平，認為執政者應該澄清案底，怎麼以濫殺無辜取悅姦佞？太不該了！
其三是劉琰一案。劉琰是劉備舊人，風流倜儻，善於談論，更加有宗室之親，所以受到皇室的重用，劉禪時封為都鄉候，車騎將軍，班位僅于李嚴。由於與前軍師魏延不和，受到諸葛亮責備後，打發回成都賦閒家居。
某年正月，其妻胡氏進宮朝賀太后，一個月後才出宮回家。由於胡氏年輕漂亮，劉琰懷疑其與劉禪通姦，難明就裏中，令兵丁毆打了妻子後休回娘家。其妻大概倚仗背後靠山的緣故，將劉琰告到有司（即法院），有司以“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判劉琰死刑，行刑後更暴屍街頭宣示罪惡。
劉案的處理有幾點值得思考：（一），有司不可能是一般的司法人員，涉及朝廷如此政治地位的官員，更牽連到皇帝劉禪，非諸葛亮拍板，無人敢為之定案。（二），高官毆打妻子以至殺妻等，在專制社會司空見慣，不可能構罪更不能構成死罪。（三），暴屍街頭與其說彰劉琰罪惡，莫如說彰顯劉禪的荒唐行經，在“為尊者諱”的封建社會，此做法于情于法都不妥當。雖甚不妥而行之者，是為日後取代劉禪製造輿論。
其實，馬謖的被殺也不是為嚴明法紀，而是找只替罪羊，藉以承擔第一次北伐失敗的責任。
從以上三例個案中可以看出，諸葛亮並不是追求“法律公平的原則”，讓人更多地感受到的則是玩弄權術；枉法雖不是貪贓，卻都有更大的圖謀；圖謀雖千差萬別，又都以犧牲司法公正為前提。
法派的治國理念最殘酷不仁，是以嚴刑峻法最大限度滿足軍閥擴張野心，保障對民眾人力物力的掠奪的理念。換言之，即以嚴刑峻法保障民眾的服從與忍受。所以說，法派是軍閥混戰時期產生的極端思想，沒有可以肯定的內容，暴秦迅速滅亡的歷史，證明瞭法派思想的反動性。
諸葛亮以嚴刑峻法保障對民眾人力物力的搜刮掠奪，是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的死灰複燃。進而應該認識到，諸葛亮從商鞅法派主張中又有倒退，更不值後世史學家大力歌頌。
來源：新浪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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