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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盛世和光——敦煌藝術大展”
敦煌藏經洞是莫高窟第17窟的俗稱。該窟曾因發現數以萬計的古代佛經、文書和美術品等文物而名。藏經洞出土文物與殷墟甲骨文、漢簡、明清檔案，被譽為近代古文獻的四大發現。其學術價值於此可見。藏經洞出土文物已成為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藏經洞是附屬於敦煌第16窟的小窟，位於16窟甬道北側壁內。此窟開鑿于晚唐時期，窟主是當時河西都僧統的洪辨。洪辨去世後，其弟子在該窟內安置洪鋛真容像，而成為紀念洪辨和尚的影窟。
西元11世紀初，由於某種原因，洪辨影窟被封閉變成了藏經洞，因未發現可信的文字記載，它的封閉時間和原因，就成為一樁歷史公案。人們憑藉各種旁證，提出多種假說，試圖解開藏經洞封閉之謎。然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迄今仍無定論。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西元1900年6月22日），居住在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圓箓在清理今編號第16窟甬道積沙時，于無意間偶然發現了藏經洞（即今編號第17窟），從中出土了西元4-11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紙畫、法器等文物五萬餘件。這一震驚世界的發現，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等提供了數量巨大，內容極為豐富的珍貴資料，被譽為“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古代學術的海洋”。
王圓箓，湖北麻城人。家貧，為衣食計，逃生四方，清光緒年間，入肅州巡防營為兵勇。奉道教，離軍後受戒為道士，道號法真。後流寓莫高窟，居住在下寺，供奉香火，布道募化。藏經洞文物發現後，王圓箓道士並沒有認識到這批文物的珍貴价值，而將它作為巴結交識官吏的贈物禮品，此為藏經洞文物流出之始。光緒三十年（西元1904年）三月甘肅布政司命敦煌縣令汪宗翰就地“檢點經卷畫像”再次封存，並責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許外流。
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敗無能，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特定歷史背景下，藏經洞文物發現不久，英、法、日、俄等國探險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的手段，從王道士手中騙取大量藏經洞文物，致使藏經洞文物慘遭劫掠，絕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世界各地的眾多公私收藏機構，僅有少部分保存國內，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因此而慨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最早劫掠藏經洞文物的是英國人斯坦因。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早年在維也納、萊比錫等大學學習，後遊學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1887年至英屬印度，在英國和印度政府的支援下，先後進行三次中亞探險。第一次中亞探險（1900-1901）主要發掘和田地區和尼雅的古代遺址。第二次探險（1906-1908年）除重訪和田和尼雅遺址外，還發掘古樓蘭遺址，並深入河西走廊，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長城沿線掘得大量漢簡，又走訪莫高窟，拍攝石窟壁畫，在其漢文翻譯蔣孝宛的幫助下，利用王道士的無知，廉價騙購藏經洞出土敦煌寫本二十四箱，絹畫和絲織品等五箱，其旅行記《沙漠契丹廢址記》（RuinsofDesertCathay1912）中，有敦煌騙寶經過的詳細記錄。第三次探險（1913-1915年）時，重訪莫高窟，又從王道士手中獲得570余件敦煌寫本。斯坦因三次中亞探險所獲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獻，總數約二萬餘件，主要入藏倫敦的英國博物館、英國圖書館和印度事務部圖書館，以及印度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今在新德里的印度國立博物館）。
繼斯坦因後塵接踵而來的是法國人伯希和。伯希和早年在法國政治科學院、東方語言學院等處學習，後往越南河內，學習並供職于印度支那考古學調查會，即法國遠東學院，曾多次到中國，是一位學識淵博的漢學家。1904年回法國，任法國中亞探險隊隊長。于1908年來到敦煌莫高窟，對全部洞窟進行編號，並抄錄題記、拍攝大量石窟壁畫照片。因伯希和能操漢語，並熟悉中國古典文獻，在取得王道士的同意後，將藏經洞中遺物全部翻閱一遍，重點在於選取佛教大藏經未收的文獻、帶有題記的文獻和非漢語文獻，廉價騙購大量的藏經洞文獻中的精品和斯坦因所遺的絹畫、絲織品等。這些收集品總數約一萬餘件，寫本部分入藏法國國立圖書館東方寫本部，絹畫、絲織物等入藏吉美博物館。
1909年秋，伯希和攜帶部分敦煌寫本精品，經南京、天津至北京，出示給在京的中國學者羅振玉、蔣斧、王仁俊、董康等人觀看。中國學者參觀後，“驚喜欲狂，如在夢寐”，並得知敦煌藏經洞尚有部分劫余，便以清學部的名義致電陜甘總督封存藏經洞內劫余古物，嚴禁外運。宣統二年（1910年）清學部咨甘肅藩司，將洞中殘卷悉數運京，但在起運前王道士又轉移藏匿了許多文書。在運京途中被各地官吏竊取，遺失無數。進京後又遭官員何震彝、李盛鐸等人藏掖、偷盜，將經卷中精好者悉數竊取，而將余卷一折為二，以充其數，當移交京師圖書館時共為18箱，後經整理編號計有8697號。
日本人大谷光瑞，生於京都，是日本佛教凈土真宗西本願寺第二十一代宗主大谷光尊（明如上人）的長子。早年在學習院學習。1900年赴歐洲考察各國宗教，受到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中亞考察收穫的刺激，于1902年8月率隨行赴西域，調查佛教遺跡。1903年繼位為本願寺第二十二代宗主，號鏡如上人。1911年-1912年派遣桔瑞超、吉川小一郎去敦煌，他們在莫高窟滯留近八周，對敦煌石窟進行了大量的攝影和調查，在莫高窟第428窟和第444窟刻劃署名，並從王道士手中購得藏匿的敦煌文獻四百餘件。現部分入藏日本龍谷大學和大谷大學等處。
俄國人奧登堡率俄國東突厥斯坦因考察隊于1914年考察敦煌等地。在敦煌期間，考察隊繪製了443個洞窟的圖紙，拍攝了二千多張照片，詳細測繪了莫高窟的平、立面圖，以及洞窟油畫速寫和彩色臨摹畫，又從敦煌居民手中收購了三百餘件敦煌文獻，併發掘了部分窟中的堆積物，獲得大量寫本、壁畫殘片、絹畫、麻布畫、紙畫以及絲織品等，寫本部分入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美術品和資料等入藏聖彼德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姍姍來遲的美國哈佛大學考古調查團，由華爾納率領，于1924年初首次來敦煌。此時，藏經洞已是空無一物，華爾納不甘心空手而歸，便把劫掠的目標轉向石窟，他用涂有粘著劑的膠布片敷于石窟壁畫表層，剝離了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唐代壁畫精品十余幅，並連同第328窟正壁龕內左側的一尊唐代供養菩薩塑像，掠至美國，入藏福格藝術博物館（今轉藏賽克勒博物館）。由於技術的失敗，華爾納的作法實是對敦煌壁畫的人為破壞，使完整的畫面支離破碎，而且帶回的殘片，又有遺失。1925年，華爾納又組織考察隊來到敦煌，因當地民眾的反對和官府的阻止，他想再次大批剝取敦煌壁畫的陰謀沒有得逞。
藏經洞文物的豐富內涵和珍貴价值，不僅受到中國學者的重視，而且吸引了世界許多國家的眾多學者竟相致力於對它的研究，遂在二十世紀形成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學”，在二十世紀國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大放異彩。敦煌文物映射的博大精深的中國古代文明引起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巨大影響。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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