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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是我國早期從事現代數論和代數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者，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期，他第一個將現代數論引入中國。作為一代名家，楊武之對兒子的教育全面系統，楊振寧說，父親一生確實貫徹了“忠”與“厚”兩個字。這與那一代人的家國憂思之感一起深深影響了楊振寧。
兒時，父親教我唱“中國男兒……”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時候，父親是安慶一所中學的教員。安慶當時也叫懷寧。父親給我取名“振寧”，其中的“振”字是楊家的輩名，“寧”字就是懷寧的意思。我不滿周歲的時候父親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費生，出國前我們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張相片。父親穿著長袍馬褂，站得筆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還從來沒有穿過西服。兩年以後他自美國寄給母親的一張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學照的，衣著、神情都已進入了20世紀。
1928年夏，父親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後乘船回國，母親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這次看見他，事實上等於看見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幾天以後，我們三人和一位自合肥來的傭人王姐乘船去廈門，因為父親將就任為廈門大學數學系教授。
廈門那一年的生活，我記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親那裏學到很多東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親曾教我認識了大約三千個漢字，我又曾在私塾裏學過背《龍文鞭影》，可是沒有機會接觸新式教育。父親少年時候喜歡唱京戲。那一年在廈門他還有時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不過他沒有教我唱京戲，只教我唱一些民國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數千年，一脈延”“中國男兒，中國男兒……”
父親的圍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圍棋。記得開始時他讓我十六子，多年以後漸漸退為九子，可是我始終沒有從父親那裏得到“真傳”。一直到1962年在日內瓦我們重聚時下圍棋，他還是要讓我七子。
在廈大任教了一年以後，父親改任北平清華大學教授。我們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華園西院19號，那是西院東北角的一所四合院。
我八九歲的時候，父親已經知道我學數學的能力很強。到了十一歲入初中的時候，我在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顯示出來。回想起來，他當時如果教我解析幾何和微積分，我一定學得很快，會使他十分高興。可是他沒有這樣做：我初中一二年級之間的暑假，父親請雷海宗教授介紹一位歷史系的學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紹他的得意學生丁則良來。丁先生學識豐富，不只教我《孟子》，還給我講了許多上古曆史知識。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學的年代我可以背誦《孟子》全文。
離家赴美，父親的焦慮讓我熱淚迸發
1937年抗戰開始，我們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後來在日軍進入南京以後，我們經漢口、香港、海防、河內，于1938年3月到達昆明。我在昆明昆華中學讀了半年高中二年級，沒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學力”的資格考入了西南聯合大學。
1938到1939年這一年，父親介紹我接觸了近代數學的精神。1941年秋為了寫學士畢業論文，我去找吳大猷教授。他給了我一本《現代物理評論》。因為它很精簡，沒有廢話，在20頁之間就把群論中“表示理論”非常美妙地完全講清楚了。我學到了群論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應用的深入，對我後來的工作有決定性的影響。這個領域叫做對稱原理。
我還記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離家即將飛往印度轉去美國的細節：
清早父親隻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黃包車到東南郊拓東路等候去巫家壩飛機場的公共汽車。離家的時候，四個弟妹都依依不捨，母親卻很鎮定，記得她沒有流淚。到了拓東路父親講了些勉勵的話，兩人都很鎮定。話別後我坐進很擁擠的公共汽車，起先還能從車窗往外看見父親向我招手，幾分鐘後他即被擁擠的人群擠到遠處去了。車中同去美國的同學很多，談起話來，我的注意力即轉移到飛行路線與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去。等了一個多鐘頭，車始終沒有發動。突然，我旁邊的一位美國人向我做手勢，要我向窗外看：驟然間發現父親原來還在那裏等!他瘦削的身材，穿著長袍，額前頭髮已顯斑白。看見他滿面焦慮的樣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熱淚一時迸發，不能自已。
三次赴日內瓦，父親身負使命勸我回國
1946年年初，我註冊為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選擇芝加哥大學倒不是因為它是父親的母校，而是因為我仰慕已久的費米教授去了芝大。
當時芝加哥大學物理、化學、數學系都是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頭兩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一年任教員，1949年夏轉去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父親對我在芝大讀書成績極好，當然十分高興。更高興的是我將去有名的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可是他當時最關懷的不是這些，而是我的結婚問題。
1950年8月26日，杜致禮和我在普林斯頓結婚。1957年，我和杜致禮及我們當時唯一的孩子光諾(那時六歲)去日內瓦。我寫信請父親也去日內瓦和我們見面。他得到統戰部的允許，以帶病之身，經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醫院，于7月初飛抵日內瓦。醫生檢查數日，認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檢查血糖與注射胰島素。
我們那年夏天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諾總是非常有興趣地看著祖父用酒精燈檢查血糖。我醒了以後他會跑來說：“It is not good today，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 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藍色)過了幾星期，父親身體漸恢復健康，能和小孫子去公園散步。他們在公園一邊的樹叢中找到了一個“secret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們一老一少準備出門，我感到無限的滿足。
父親給致禮和我介紹了新中國的許多新事物。他對毛主席萬分敬佩，尤其喜歡毛澤東的詩句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與“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等。
父親三次來日內瓦，尤其後兩次，都帶有使命感，覺得他應當勸我回國。這當然是統戰部或明或暗的建議，不過一方面也是父親自己靈魂深處的願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願望，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我應該留在美國，力求在學術上更上一層樓。
和父親、母親在日內瓦三次見面，對我影響極大。那些年代在美國對中國的實際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見面使我體會到了父親和母親對新中國的看法。
記得1962年的一個晚上，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製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已在研製原子彈)。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裏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父親很生氣，說她專門扯他的後腿，給兒子錯誤的印象，氣得走進臥室，“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我身體裏迴圈的是中華文化的血液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那天乘法航自緬甸東飛，進入雲南上空時，駕駛員說：“我們已進入中國領空!”當時我激動的心情是無法描述的。
傍晚時分，到達上海。母親和弟妹們在機場接我。我們一同去華山醫院看望父親。父親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們見面是1964年年底在香港，那時他六十八歲，還很健康。六年半中間，受了一些隔離審查的苦，老了、瘦了許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見到我當然十分激動。
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國探親訪問。父親仍然住在醫院，身體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親長辭人世，享年七十七歲。5月15日在上海為父親開的追悼會上，我的悼詞有這樣兩段：近兩年來父親身體日衰。他自己體會到這一點，也就對我們的一切思想和行為想得很多。1971年、1972年我來上海探望他，他和我談了許多話，歸根起來他再三要我把眼光放遠，看清歷史演變的潮流，這個教訓兩年來在我身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父親于1973年5月12日長辭人世。在他的一生77年的時間裏，歷史有了驚天動地的演變。父親去世以後，我的小學同班同學，摯友熊秉明寫信來安慰我，說父親雖已過去，我的身體裏還迴圈著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體裏迴圈著的是父親的血液，是中華文化的血液。
我于1964年春天入美國籍。差不多20年以後，我在論文集中這樣寫道：從1945至1964年，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時光。然而，決定申請入美國籍並不容易。我猜想，從大多數國家來的許多移民也都有同類問題。但是對一個在中國傳統文化裏成長的人，作這樣的決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傳統的中國文化根本就沒有長期離開中國移居他國的觀念。遷居別國曾一度被認為是徹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國有過輝煌燦爛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來所蒙受的屈辱和剝削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中都留下了極深的烙印。任何一個中國人都難以忘卻這一百多年的歷史。我父親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當數學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遊歷甚廣。但我知道，直到臨終前，對於我的放棄故國，他在心底裏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時，我有幸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參加了回歸盛典。想到父親如果能目睹這歷史性的、象徵中華民族復興的儀式，一定比我還要激動。
父親對這一天的終會到來始終是樂觀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時候，他卻完全沒有想到他的兒子會躬逢這一天的歷史性的盛典。否則，他恐怕會改吟陸放翁的名句吧：國恥盡雪歡慶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摘自《二十一世紀》
來源：天津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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