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國民性中的負面成分，其實是前現代化或者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並非解決不了。
日本人在上世紀50年代仍在臭罵自己的文化；而到了上世紀60年代末經濟崛起後，就開始吹噓他們的民族文化。直到上世紀60年代，南韓人還認為自己的民族性格沒有希望；上世紀70年代經濟起飛了，他們就開始挖掘自己的優點，甚至認為其國民性是全球最好的。
□ 李黎明
1840年以後，尤其是甲午一役，天朝的慘敗，重創了國人的自信心。一百多年來，一直有知識分子在反思中國失敗的原因，大多認為是我們的國民性有問題，最後把矛頭指向我們的文化。
嚴復批評我國民眾“弱而愚”，提出要通過改良教育來改善民智（“開民智”）。
梁啟超認為國家的衰弱在於“民之愚”，在於“不讀萬國之書，不知萬國之事”。他尖銳地批評了中國人的“奴性”，提出了“維新我民”的口號。
當然，對“國民性批判”最有分量、影響最大，也是我們最熟悉的一位，要算魯迅。他強烈地批判中國傳統，甚至主張青年人不要讀中國書。
五四那一代人，舉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子。到了“文革”時期，全民“破四舊”……海峽對岸也同聲合奏，柏楊痛斥“醜陋的中國人”的“醬缸文化”在兩岸都引起巨大迴響。
可以說，百年來，對國民性的批判一直沒有中斷過，反傳統也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新傳統。讀這些前賢的書，我經常感到很痛心，也很迷惘：中國人真的沒治了嗎？我們的前景究竟在哪？直到讀了張宏傑的《中國人的性格歷程》，我才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通過對歷史的研究，張宏傑從地理的角度，分析了中國人性格特徵的起源，從時間的角度，縱向考察了蒙古族、滿族人性格的演變，思考了我們的民族是如何從狼性變成羊性的。從橫向上，他又把中國人的國民性置於全球化背景之下，比較了日本人、南韓人、美國人、猶太人的民族性格，分析了這些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尤其值得我們重視的是，日本、南韓都曾是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在建築、服飾、禮儀等方面，至今仍保留了大量的漢文化傳統，某些方面甚至比中國保存得更多。可是，你知道嗎？日本人在上世紀50年代仍在臭罵自己的文化；而到了上世紀60年代末經濟崛起後，就開始吹噓他們的民族文化。直到上世紀60年代，南韓人還認為自己的民族性格沒有希望；上世紀70年代經濟起飛了，他們就開始挖掘自己的優點，甚至認為其國民性是全球最好的。
作為對照，我們也可以看到：北韓與南韓曾經是血肉相連的一體，為什麼幾十年後差距如此懸殊？甚至，同樣是中國人，有著同樣的“國民性”問題，為什麼海峽兩岸如今的差別也如此巨大？如果要怪罪于我們祖宗的文化，台灣可是比大陸保存得更完整呵。“文化制約”論又如何解釋得通呢？
其實，據有關統計表明，直到1870年，中國仍然是世界上GDP總量第一的國家。與此同時，西方社會也未必比我們更文明。但是，在後來的歷史中，中國為何迅速地落後於歐美國家，後來又落後於亞洲四小龍呢？簡而言之，最關鍵的，是這些國家或地區在制度上作了改進。
張宏傑認為，應該重新審視“國民劣根性”問題。其實，我們的民族性並非無可救藥，我們的文化也不完全是一團糟糕，其中也蘊藏著大量寶貴的財富。不要把什麼問題都歸結為“民族性”的問題，而是要正視問題，想辦法去解決。
民族性就像人的性格一樣，是客觀地存在，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我們的國民性中的負面成分，是由過去兩千多年的專制制度造成的，並非無藥可治的“劣根性”。種種的問題，其實是前現代化或者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並非解決不了。比如說中國人沒有公德心，中國人臟亂差，這更容易在歷史上找到解釋。正如魯迅所說，中國歷史上只有兩種時代，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另一種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中國人從來沒有過當家作主的感覺，這個國家只是別人的私產。他不過是別人的奴隸，所以沒有必要替別人去珍惜什麼東西。中國人只會愛惜自己院墻之內的東西，對院墻之外的東西，他們有著旺盛的破壞欲。路燈雖然並不礙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壞；漂亮的廣場，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臟；雖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塊磚，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張宏傑不像前人那樣偏激，他對不同國家和文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從大歷史的角度，從廣闊的國際視野，重新思考了國民性問題，得出了比較客觀的結論：“一個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維誤區，不改變自己錯誤的行為模式，而僅僅要改變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樣，一個民族，不謀求社會機制的改革，而單純要改變落後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現代化的社會，才能產生‘現代性格’。”當制度改造後，這些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來源：廣州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