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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創作始終是社會關注的熱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長篇小說出版數量持續增長，1998年至今，更保持了年產量逾千部的旺盛態勢。日前，武漢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著名學者於可訓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講座並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暢談近十年來長篇小說的創作。
業餘作者產量超六成
市場經濟帶來中國社會的重大轉型，長篇小說的生產也發生巨變。在詩歌、散文、戲劇、小說等各種文體中，長篇小說發展最為迅猛，數量龐大，讀者也越來越多。據統計，從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裏，總共只有260多部長篇小說面世；上世紀80年代，長篇小說總數在800部至1000部；上世紀90年代初，長篇小說出版數量激增；而從1998年以來，每年長篇產量均突破1000部。
於可訓認為，近10年來長篇小說的“井噴”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府鼓勵創作長篇小說、兒童文學和影視作品，刺激了出版社對長篇小說的生產。以前各種文體還會有調劑，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後，長篇小說就處於優先生產的地位。同時，群眾自發性寫作也成為長篇創作的重要力量，比如知青一代、離退休群體利用豐富經歷寫回憶性作品，這類創作可能佔到長篇總數的六成以上。出版渠道增多，出版、發行機制的轉變，也促進長篇小說迅猛發展。
相對於業餘創作，一批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成名的作家在近10年開始轉型寫長篇。像張承志、韓少功、王安憶等都是這樣，把短篇集中起來，把已經表達過的經驗、思想凝聚起來，創作出長篇小說。相較業餘創作，這批作家代表了近10年長篇小說的藝術水準。
英雄人物走下神壇
中國人偏愛歷史題材，但以往作家創作長篇拘泥于歷史教條，近10年來，長篇小說在這方面呈現出新特點，像莫言、劉震雲創作的一些長篇《檀香刑》、《故鄉面與花朵》，也採用歷史題材，但強調歷史的日常化和偶然性。另外，出現一批懷舊式的作品，像《激情燃燒的歲月》、《血色浪漫》。跟純粹的懷舊作品不同，他們不是原封不動地再現歷史，而是重新理解、咀嚼我們追逐過的理想。
還有一類作品儘管也寫英雄人物，但更注重傳奇性。過去愛把英雄行為放大，忌諱暴露英雄的弱點；現在則把英雄被遮蔽的一面給展示出來，有意識地突出英雄身上符合人性的性格缺點。像《亮劍》這類小說，主人公滿口粗話，動不動就罵人，卻使人物形象看上去顯得更真實、豐滿。此外，一批有關帝王將相的長篇紛紛涌現，電視劇一度充斥這類作品。
慾望寫作激發嚴肅探索
市場經濟下，商品刺激著人們的消費慾望，長篇創作也是如此。過去被壓抑的因素被釋放出來，最典型的就是性描寫，比如從賈平凹的《廢都》到“美女寫作”。市場經濟剛搞起來，人們缺乏心理準備。舊的觀念開始崩塌，新的思想又沒有建立起來。在全球化衝擊下，知識分子遭遇前所未有的困惑，《廢都》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在《廢都》取得市場成功後，很多作家就紛紛模倣創作這類長篇。這類創作後來就演變出“美女寫作”，典型的比如《上海寶貝》。作品表面充滿感官慾望，商業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合流產生了這種畸形小說。
慾望寫作的浮躁，激發起另一種新思潮，即長篇創作中開始加入嚴肅的思考，不少作家努力探索在商業社會中怎樣建構精神價值。像陳忠實的《白鹿原》就思考傳統文化能否成為精神支柱，弘揚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儒家思想。張承志的《心靈史》，讀後令人聯想到，不管物質慾望多麼膨脹，人們還是選擇堅守自己的精神家園。王安憶的《紀實與虛構》，通過追索家族姓氏的根源，為我們時代生活的漂泊感尋找精神支撐點。
普遍出手太快缺乏修養
儘管每年這麼多的長篇問世，但要挑出真正優秀的作品還真難。於可訓說，出手太快、心態浮躁是作家們的普遍創作特徵。很多青年作家剛出道就寫長篇，沒有經過中短篇小說的訓練，原因是中短篇的銷路不好。同時，作家創作的速度越來越快。在以前計劃經濟體制下，作家的日子過得很舒服，既拿工資又拿稿費，印出來的書全部包銷。現在大部分作家主要靠稿費養活自己，寫得太快，一年出一部長篇很普遍。
長篇創作需要深厚涵養和知識儲備。於可訓說，現實情況是，不少作家缺少思想底蘊，缺乏高雅修養，甚至以無知為榮。他們創作太隨意，語言粗糙，連最基本的語感都不具備。只有少數像張承志、韓少功等作家堅持在從事嚴肅創作。於可訓對當下熱門的80後作家並不看好，覺得他們不好好修煉就不會有前途。他認為，一個作家只有長期積累，關心自己所處時代的命運，才會寫出真正有分量的長篇。(周南焱)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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