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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深秋，王石來杭州，約在西湖邊的浙江賓館對坐閒談，他突然問我一個問題，“我的父親是行政官員，我的母親是錫伯族婦女，我也沒有受過商業訓練，那麼，我以及我們這代人的企業家基因是從哪繼承的？”我一時語塞。
在眾多商業史料及企業家成敗案例的調研與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一個問題所困擾，那就是，當今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基因及精神素質是怎麼形成的？它是上世紀30年代的產物，還是應該放在一個更為漫長的歷史寬度中進行審視？他們那種特別的焦慮、對超速成長的渴求、隱藏內心的不安全感、對官商文化的膜拜，包括對“狼文化”的癡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氣質，還是有著更為深刻的人文原因？
研究者常常喟嘆，中華民族錯過了近代工業文明的萌芽，因而受到歐洲列強的侵辱。不過換一個角度，我們還可以有另外的一種觀察，就在曾國藩等人發動洋務運動的同時，後來成為全球最強經濟體的兩個國家美國與日本也剛剛開始現代化之旅。美國在1861年才結束了南北內戰。1865年，安德魯·卡內基與人合夥創辦了卡內基科爾曼聯合鋼鐵廠，就在同一年，李鴻章向清廷遞交《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提出購買機器、投資建鐵廠。1871年，J.P.摩根與人合夥創辦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從事投資與信貸等銀行業務，而當時在中國，“紅頂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錢莊正處巔峰。但是，百年之後，為什麼摩根仍在華爾街，而“紅頂商人”已成江南舊事？
幾乎就在曾國藩發動洋務運動的同時，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國也正發生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一個叫西鄉隆盛的武士率2000人從鹿兒島北上，從此拉開明治維新的帷幕，日本第一條鐵路、第一家現代銀行、第一家紡織工廠的出現，都與中國十分接近。那麼，為什麼中國的企業家群體比美國和日本都要晚熟和脆弱？130年中國公司的衍變，最讓人唏噓的是，它的演化進程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政體的輪替所打斷。根據我的計算，幾乎每隔30年左右就會爆發一次革命性的顛覆，財富的傳承、血脈的延續、企業家精神的孕育，在改朝換代的戰火和革命中被一次次地推倒重來。當一代一代的企業家白手起家、從廢墟中從頭再來的時候，中國近現代的商業文明又積累下了怎樣的基因底色和生命記憶？
過去百年間，中國企業家扮演的角色顯得十分曖昧。費正清在他主編的《康橋中華民國史》中說，“在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展中，中國經濟，至少在本章(1911-1949)限定的年代裏，沒有佔據顯要位置。它只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臺詞———聽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將軍、宣傳家和黨魁的擺布。”這是一個讓人不安的描述，對今天的“王石們”或許有其借鑒意義。
很顯然，我們仍然行進在一條近乎宿命的“歷史三峽”中。也許從最近30年來看，我們取得了無人可比的商業奇跡，不過，如果把歷史的寬度拉開，我們的驕傲會削弱一點，而不安和憂慮則會加重。王石在數年前的那個追問，會不會成為一場商業反思的起點？作者：吳曉波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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