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包批評”，說穿了是文化拜金主義衍生的次品，其最終目的無非是打著海納百川的旗號，為文學的商業化推波助瀾。“紅包批評”本質上只與貨幣產生直接的利益聯繫，與純粹的文學爭論無關。
不可否認，在市場經濟的大潮面前，文學的發展必然面臨商業大潮的頻繁沖刷。展望世界各國，越是發達的國家，商業越是無孔不入，文化的商業化色彩越是濃厚。
然而，商業的助推，並不意味著文化必定遁入拜金化，這才符合文學的發展潮流。否則，就只有商業的文化載體，而不是文化的商業發展路徑。正是緣于對當前文化界過度商業化的憂慮，國內著名文學批評家朱大可不無憂慮地說，“無論從空間關係還是時間關繫上，批評都已變成一座文化孤島”。
之所以缺乏那種超脫物質利誘之外的學術性批評，從經濟上講，是因為無法忍受學術的孤獨與清苦。真正的批評，才能之外還需要勇氣。既然批評，自然要拉下臉面，尤其是在學術性原則面前，有時甚至必須毫不留情。如此一來，批評就難得為文學的商業化錦上添花，作者臉上不高興，出版商也不樂意聽人唱反調。有時，嚴肅的批評者還會遭到一批金錢收購來的御用文人的狂吠。
當前，真正的文學批評者之所以寸步難行，與文化的過度商業化有一定關係，但更深的根源也關聯著我們的文學圈養生態。圈養之下的文學，愈來愈缺乏一種獨立的思維創作模式，有的即使看起來作品銷量不錯，但僅僅迎合了社會時髦，文學就像是一具人造填充物，經不起時間的檢驗。也所以，莫言曾這樣感嘆，“內地作家很多都是在作家協會裏做專職作家，哪怕十年不寫作，照樣有飯吃，照樣有房住，有了病照樣可以看病報銷，沒有太多來自生存方面的壓力”。
文學生態的先天性不足，必然制約獨立批評家的生存環境。除非批評家要麼本身就物質豐厚，不必因為擔憂批評的清苦或得罪人；要麼就只能忍受這種寂寞，甚至是體制內的排擠，但有多少人敢於同自己的生存環境過不去呢？也許，朱大可只能算個例外。(禾
刀)
來源：深圳商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