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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協七屆三次全委會近日在福州舉行。今年讓不少文學批評家感到振奮的是，會議特別強調了加強文學批評工作。討論中批評家們多次提到的“紅包批評”，被認為是當前阻礙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發展的一個癥結所在。
看到昧著良心說話的“紅包批評”，不由得就想起了前不久媒體披露的“圈養”作家。在筆者看來，二者能在中國文學界蔚然成風，並儼然成為公開的潛規則，直接見證了中國文學的全面墮落。
之所以稱“紅包批評”與“圈養”作家有共通之處，乃是因為在現行的體制下，無論是圈養的作家，還是紅包評論者，都在按照付費者的旨意去行事，去歌功頌德，去大唱讚歌，為了區區的小錢而出賣自己的良心與聲譽，而且文學圈中類似的現象還時有發生，中國文學不誤入歧途，才怪。
如果由此引申得更遠一些，那麼與之相關的新聞還有德國漢學家顧彬的中國文學垃圾論。這一新聞當初披露之時，引發的轟動可想而知。猶記得，曾有不少人為中國文學鳴不平，但現在看來，大量的媚俗化與期權化的“紅包批評”以及那些由“圈養”作用寫出的命題式作文，足以讓中國文學幾千年積澱下來的核心價值徹底動搖。
我們能想像狂放不羈的李白“摧眉折腰事權貴”嗎？我們又如何去想像，貧困如杜甫為了區區五斗米而高唱讚歌？中國古代文人的狂狷之氣，從那麼久遠的年代貫穿至今，怎麼到了現代的文學圈子裏，這些最優秀的精神氣質蕩然無存，而竟然有如許多的作家、評論家甘為金錢的驅使，寫出荒腔走板連自己看了都噁心的東西來？
即使退一步而言，當下的文學圈中人已與狷狂的文學精神相隔膜，那麼其寫作也該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吧，可惜的是，在相當一部分圈中人的身上，我們依然看不到這種文學寫作的次道德。相反，在那些直接切入金錢主題的烏七八糟的文章裏，我們看到每每就是惡俗、寄生、圈養這些最不該出現在文學領域中的詞語。
文學的圈子很大，但文學的圈子也很不大。從前些年的韓白之爭，我們就一直在品味著中國的文學歷經滄桑日漸式微的苦澀。“紅包批評”與“圈養”作家，不過是那些文學圈中的寄生蟲們待價而沽的一種極端方式而已。當越來越多的作家熱衷於“簽約”，熱衷於寫作命題式的作業時，“紅包批評”又算得了什麼呢？連自己的人格都可待價而沽，我們又如何期待能誕生出放歌時代的偉大作品？
作者：蕭蔥
來源：深圳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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