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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日報》刊登過一位學者的文章，認為在我國的一些地方，“斷裂的‘官場生態’使劣官驅逐良官”。因為，個別地方的“賣官鏈”一旦形成，進入買官賣官行列的人便不可能具備稱職官員的基本素質，良官沒有任何可能進入“官位市場”，這不僅表現在無能或無德者身居高位，還表現在本來正直的官員要麼同流合污，要麼選擇退出。
一些貪官東窗事發的過程，讓人容易認識個別地方的官場生態，良官被劣官驅逐也只是現象之一，歷史上也不乏案例。
清朝有位汪如淵，其為順天府尹，“初不延幕客，危坐堂上，然(燃)燭理文書，四鼓乃寢。餘暇獨處陋室，足不逾閾”。有人來訪，嘆曰：這跟廟裏當個禪師有什麼兩樣，“為官如此，有何樂境？”汪如淵笑答：“此乃汪某報國之始念也。”我們必須得承認，如今講道理勝過汪如淵動聽的比比皆是，而能夠像汪如淵般見之於行動的少之又少。也許在官本位的社會中，官銜太重要了，誰也不願丟去，或捨不得丟去。
領銜編纂《明史》的張廷玉，晚年的時候把“好、好”挂在嘴邊。“每遇啟事者至”，就是兩個字“好、好”。一天，閣中胥吏來向他請假，他問是什麼事，人家說剛才收到了父親去世的消息得趕回去。張廷玉習以為常，仍然說：“好、好。”旁邊的人“皆掩袂笑”，他自己還渾然不覺。
明朝還有一位“以資深歷顯職”的賡泰，口頭禪是“可不是”三個字，大家因此給他取了個外號叫“賡可不”。有位宗室子弟抓住他這點，有天給他設了個圈套，“于座中驟問賡曰”，今天天氣真是冷得很啊，賡泰循例答曰“可不是”。那人接著問他：“君觀某大臣貌可做龍陽否？”龍陽，指戰國時魏國的男寵龍陽君，後因指男色；延伸開來，“龍陽子弟”指以男色侍人者，“龍陽恨”謂失寵、被遺棄的痛苦。賡泰未必不知道，但“可不是”說慣了，“亦漫應之”，結果“為某大臣所責，至跪謝乃已”。可見，無原則的“漫應”，有時可能要付出代價。
洪邁《容齋隨筆》裏提及了漢代“朱雲折檻”的往事。那是漢成帝時，丞相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有一天，值滿朝文武都在之時，朱雲痛陳“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說罷要求成帝賜其“尚方斬馬劍”，先斬張禹，“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因此隨後發生了成帝大怒，要御史將朱雲拿下，“雲攀殿檻，檻折”等等。在朱雲性命攸關之際，賴左將軍辛慶忌“敢以死爭”，且“叩頭流血”，才令“上意解，然後得已”，並要留著折檻，“以旌直臣”。如果說朱雲激于義憤，如海瑞之“滿朝文武皆婦人也”，一概打倒，有些趨於極端，辛慶忌則是據理力爭：“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洪邁的認識就更深刻了：“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其實，朱雲在說大臣們“皆尸位素餐”時，多少已經旁證了這一點。那麼，這些大臣屬於劣官還是良官呢？
陳康祺《郎潛紀聞四筆》，嘉慶時戚人鏡受命纂修《明鑒》，裏面談到“本朝與明構兵事”，嘉慶大怒，要把戚人鏡下獄。松筠說，乾隆皇帝曾經明確指示，“前明之事，宜直書不宜避忌”。嘉慶很驚異，真的嗎？“令檢《實錄》進呈，戚始免罪”。此即所謂“松筠一言救戚人鏡”。從皇帝那兒出來後，松筠對曹振鏞說，這件事別人不知道，“公亦豈失記哉？”為什麼不講出來？曹振鏞說：“上慍甚，何敢言？”松筠失望至極：“公自此休矣。一言是惜，幾累聖明，大臣之謂何？”曹振鏞也一時無語。清朝共有8人死謚文正，曹忝列其一，但也正如陳康祺所說：“曹振鏞忝竊榮名。”的確，這是位只知道“多磕頭、少說話”的三朝宰相。由此也可見，劣官憑藉自己的努力，不難得到極品的身後美名。
白居易詩云：“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明朝的吳廷舉由巡撫應天右都御史升南工部尚書，可能不大高興，引用此句以抒懷，此外還引了張咏的“可幸太平無一事，江南閒煞老尚書”，自己又添了“嗚呼”二字。結果嘉靖皇帝大怒，令其致仕——不是余秋雨先生說的走上仕途，而是退休回家。白詩及其引用者，無疑都是藉以自嘲，但在現實之中，卻是“閒人”——亦即“閒官”不少，不要說那些享受×級待遇的什麼調研員、巡視員之類，如明初詩人楊夢載所說，叫做“如人眉在面前不可少，而實無用”；就是那些不是因人設崗的，尸位素餐，不也都相當於雇來的閒人嗎？康熙己卯京闈，賄賂公行，士子為文揭于市，其中說到，“凡屬在官，自宜洗滌肺腸以應明詔”。的確，為官一任，總不能“絕滅天理，全昧人心”！
作者：田東江 （田東江：著名時事評論員、歷史雜文家。）
來源：江南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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