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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幽州》劇照 
上黨梆子《漢陽堂》贏得滿堂彩 
上黨梆子《三關排宴》 上黨梆子是山西省四大梆子之一。發源於澤州。因流行于山西省東南部，以長治為中心的，秦漢時期的上黨郡地區而得名。以前官家稱作“土戲”，觀眾俗名“大戲”，在1934年—1957年曾稱作上黨宮調。1957年始定為上黨梆子。 漢代上黨郡治所在今長子縣西南，統轄14個縣：北到今昔陽南部，東到今河北涉縣境內，南及今陽城東北，西到今安澤冀山。歷代行政區劃變動頻繁。從明清和民國年間，習慣以潞、澤、遼、沁四個府州19縣為上黨地區。民國初年，山西曾在長治設潞澤遼沁鎮守使。抗戰期間，日寇在長治設上黨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根據地分屬太行、太岳兩個行署。1949年9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將左權（原遼縣改名）、和順、榆社劃歸榆次專區（今晉中地區）；其餘的16縣和從中劃出發長治市為長治專區（後改為晉東南地區，長治也改作直轄市）。1985年實行市管縣後，分屬長治、晉城兩市。 上黨地區東控殷墟，北枕太原，西扼平陽，南通鄭州，表時山河，形勢險要，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周初，周公旦曾說：“五行之山（編者注：即太行山），固塞險阻之地也”。戰國時，張儀稱上黨“為天下之脊”。唐時杜牧說：“上黨之地肘京洛而蒲津，倚太行而跨河朔。”金人侵宋時，幾經攘奪，豪傑蜂起。岳飛曾遣澤人梁興歸為聯絡，準備還我河山，黃龍痛飲。抗日戰爭時，八路軍在這裡建立了太行、太岳根據地，配合全國各地，戰勝日寇，進而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了新中國。朱德委員長就有“遠望春光鎮日蔭，太行高聳氣森森”，“群峰壁立太行頭，天險黃河一望收”的詩句。陳毅副總理在《過太行山書杯》中寫道：“黃河東走匯百川，自來表裏太行山。萬年民族發祥地，抗戰精華又此間。山西在懷抱，河北置左肩，山東收眼底，河南視鼻端，長城大漠作後殿，提攜捧員依陜甘。更有人和勝天時，地利攻守相攸關。創業不拔賴基地，我過太行夢魂安。”在這樣巍峨險峻的地方，千萬年來錘煉出了慷慨悲歌、勤勞儉樸的人民，從而哺育了出了粗獷豪邁、激越奔放的上黨梆子來。 下邊把上黨梆子的形成、沿革和現實情況分別敘述： 上黨大地具備有產生上黨梆子的條件 上黨梆子這株戲曲藝術之花，能在上黨大地上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必須有肥沃的藝術土壤。上黨大地恰恰就具備的這些條件：
第一，上黨地區早期歌舞戲曲活動的熏陶
1960年，長治市市區分水嶺戰國古墓葬中，發現編鐘10件。1972年又在同一地方戰國古墓中，發現青銅鼎、石磬和兩個青銅俑。此青銅俑高12釐米，侏儒形象，著緊身矩領蔽腰膝短袖衫，表演形態。1983年，潞城縣西流鄉潞河村戰國古墓中，發現編鐘、編磬、傭鐘等樂器。這些都證明：早在戰國時，上黨地區歌舞就很盛行。
漢成帝時，輕盈善舞的皇后趙飛燕，就是在陽阿公主家歌舞而獲寵入宮的。三國時，魏陳思王曹植在《箜篌引》中也有“陽阿奏奇舞”句。陽阿是上黨屬縣，轄境在今晉城市境內。
1959年，沁縣南涅水村出土了北魏至宋的佛事活動造像石刻苦100多件。其中一塊高82釐米，寬20—60釐米的六魏刻佛像，四週有百戲浮雕。雖年久風化，模糊不清，但隱約可辨出者12人：一組是在爬竿，有的爬竿，有的倒挂，有的仰垂，姿勢各不相同；一組有的雙臂倒立，雙腳玩物，有的後仰軟腰，有的練氣功；一組有的吹笛，有的鳴鑼，正在演奏；還有一人玩雜耍，藝人表演長蹺伎。平順縣大雲寺的後周舍利塔上的七幅樂舞伎浮雕，樂器有橫笛、拍板、觱篥、琵琶、笙、磬等。這個寺院裏的五代樂舞壁畫，形象生動。這些，都使人看到了那個時期上黨地區百戲歌舞演出的一斑。
沁縣靈泉寺宋太平興國九年（1984）和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的兩座經幢，現存11幢樂伎幅樂伎演奏的和樂舞浮雕，有樂人11，舞人2，樂器有笙、笛、觱篥、琵琶、古琴、拍板等。高平市開化寺宋神宗熙寧六年至宋哲宗紹聖三年（1073—1096）的壁畫，兩個舞枝翩翩起舞，12名女樂伎各執樂伴奏。還有兩座宋碑記載了上黨地區在汴京城裏的瓦肆勾欄作為民間藝人向市民觀眾獻演技藝的場所的時候，已經有了磚木結構的舞樓。一座是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威勝軍關亭侯新廟記碑（當時沁縣叫作威勝軍），原立於沁縣政府大門裏，現移入沁縣文史館，碑陰有“三殿三間，舞樓一座”的記載；一座是平順縣東河村九天聖母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重修聖母之廟碑，碑文有元豐三年（1100）“命良工再修北殿，創建舞樓”文字。這兩座舞樓都是為神靈演出的場所。其實那時和後來一樣，既是娛神，也是娛人。那時即使沒有形成完整的戲曲，就有個雛形或者只是歌舞，也要對以後的戲曲產生影響。
首創諸宮調的一代宗師的孔三傳是澤州人，他在戲曲曲藝界的影響是盡人皆知的，無庸贅言。
迨及金元、上黨地區的戲曲古跡更多。擇其犖犖者有：
四個舞臺、兩個舞亭（庭）碑記，一個舞臺遺跡：高平市寺莊鎮王報村二郎廟殘存有金大定23年（1183）修建的舞臺。陽城縣屯城村東嶽廟舞臺，臺基和四根小八角形石柱，顯係全代遺物。沁水縣郭南村崔府君廟舞臺，除四個柱礎為明天啟年間物（天啟七年，該廟由沁河西岸遷至渭溝）外，完全保留著粗獷古樸的宋金建築風格。澤州縣冶底村天齊廟舞臺，位居東北的石柱上部東南，隱約可辨出“正口二”字樣，柱礎無疑是金元遺物。陽城縣崦山白龍祠內，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載有明昌三年（1192）此處有舞亭存在。《陽城縣金石記》記載，這個縣豆村有緊泰和八年（1208）“重修舞庭碑記”。沁水縣龍港鎮姚家河村附近的海龍池王寺有一元代舞臺以及現存六根石柱的刻字證明，為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物。
高平市河西鎮西李門村二仙廟初建於唐，重修于金海陵王正陵二年至金世宗大定三年（1157—1163）。在大殿前露台東側須彌座石有《宋金隊戲圖》，露台南邊須彌鑲石有線狀的竹竿，顯係當時演出的導引人竹竿子；第二、第三為表演者，頭上簪花，一人前臂舉起，手藏在扭卷的袖內；後七人為伴奏者，有男有女，所用樂器有杖鼓、笛、觱篥、拍板等。後者共六個人物：右一座者右手持碗正在觀賞；左二和左一為伴奏者；其餘三個舞者這兩幅石刻顯示了當時華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在上黨地區同時存在的現實。
平順縣東河九天聖母大殿親的獻殿：此為古代敬神和獻演歌舞處，14根石柱，6根木柱。南面東西各有一臥著的小石獅。其中一個柱礎和兩個鬥拙、兩個石獅子顯係宋代物；石柱像金元時物。亭下東側有雍正十一年（1733）《重修佾舞亭記》碑。疑此獻殿即宋碑“命良工再修北殿創建舞樓”之舞樓遺跡。也就是雍正朝的佾舞亭。
第二，上黨地區民間藝術的哺育
上黨地區有著歷史悠久的，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活動。直到現在還可窺見它們與上黨梆子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上黨地區民間音樂組織八音會很普遍。只要有十幾戶的村莊，酒會有八音會；大村就會有兩三個。它的歷史有多久，無從查考。但長子縣西南呈村打制銅樂器，據說已有600多年。每個八音會都有會名，但人們習慣以它所在村莊或街坊稱之，它的主要活動是參與迎神賽社。會員們身著長袍（夏秋是大褂），領口內斜插一面紅色的、下邊有一尺多長的三角旗。旗上有的上繡條龍，有的繡個“令”字。插旗桿的布筒跟前有一溜白布，寫著村莊的會名。邊走邊演奏。要是朝山進香，走幾十里是常見的事。甚至有走一、二百里的。這實際是民間音樂演奏大賽。裁判者當然是千千萬萬音樂業餘愛好者。被人們稱許的八音會是十分光彩的。他們總希望年年保持這個榮譽。而被人冷落的八音會不會承認失敗，他們總要狠下苦功，準備下一次出人頭地。這種競爭永遠沒有了結。八音會使用的樂器和上黨梆子用的完全相同，而且不少曲牌和鑼鼓經如[二番][戲牡丹][一串鈴][葡萄架][靠山紅]和[一馬三箭]等都完全一樣。八音會的另一種活動是村子裏有人結婚、分居、慶壽時吹打一番，稱之為“鬧房”、“暖房”和“鬧壽”。有些地方死了人也請八音會去“鬧喪”。在這些場合，都要唱幾齣“圍鼓戲”——大夥圍著老鼓演奏，嘴裏分別唱著劇中角色的臺詞（有些能手一人能頂兩三個角色）。不少上黨梆子業餘自樂班就是從八音會唱“圍鼓戲”起家的。也有一些上黨梆子職業班就是由自樂班發展而成。從這個“八音會——自樂班——職業班社”的發展，可以窺見上黨梆子形成的一些線索來。
澤州秧歌是流行于原澤州府地區的一個小劇種。它的小鑼出場和接唱時的鑼鼓點和上黨梆子的小鑼出場與[一馬三箭]開始的鑼鼓點很相似。澤州秧歌的形成比上黨梆子晚，可能是它從上黨梆子中吸取的；可是，也不能否定它是上黨地區的民間音樂為梆子和秧歌所吸取。
晉城的一種曲藝絲弦書中，官員上場的鑼鼓點，也與上黨梆子官員上場的鑼鼓點接近。
上黨地區的民間藝術“太行意拳”的一些程式中，也能看到上黨梆子的基礎功“在把”的痕跡。
上黨民間有好多驅疫禳災迎福的活動，如晉城、陽城、沁水的“衝瘟”）扮鍾馗、小鬼和老虎，在鼓樂導引下，到民戶去鳴枚鞭炮，“驅除瘟疫”）；陽城東鄉的“送子”（高禖神夫婦在鼓樂導引下，為新婚夫婦送泥塑彩色小兒）；長子一帶的“鞭打癀癆鬼”（廟會時鍾馗在街上追打由人粧扮的“癀癆鬼”，追到臺上吊打）；陵川鄉間的“五鬼盤叉”（五個小鬼奉命來提不孝婦，經過滾撲追打，最後縛住。——可能是目連故事中鬼拘劉青提之事）；壺關、陵川一帶的“猿猴脫殼”（喪禮時，人扮猿猴躺到紅氈上，篩以麩面，猿猴躍起後，氈上留有猴形，挂起）；長子、屯留的“斬時魃”（天旱祈雨的一種形式，在鑼鼓中，二武士持刀將由人粧扮的“旱魃”猛追到舞臺上，打碎“旱魃”頭頂的黃色南瓜——作為“旱魃”“腦漿迸流”）；這些活動都有人物活動，一般也有簡單情節。
鬧元宵時，上黨有些地方還扮演有簡單情節的“步下故事”，如《瞎媽媽送閨女》（閨女臨產，母親才往婆家送，結果產到途中）等。
總之，這些民間音樂、曲藝和街頭演出，都會給上黨梆子以哺育，使它由無到有，由小到大，由簡單到複雜，茁壯成長起來。
第三，上黨地區樂戶演出的導引
樂戶的最早記載見於《魏書·刑罰志》。明洪武年間任夏輔官的杜是壺關人，告老回鄉時，皇帝賜他一戶劉姓樂戶。麻巷村的劉章秋，就是這個劉姓樂戶的後代。他在民國五年（1916）還曾設班教授樂戶的演奏技藝。
上 黨樂戶在迎神賽社時，要獻演戲隊（又稱雜劇）、琴戲和院本。明嘉靖版（沁水縣誌）有“士夫作神主治祠堂，四時致祭，墓祭各有其時……用鼓吹或演雜劇”的記載。陽城縣上伏村康熙五年碑有“惟以雜劇為歲事”的話。抗日戰爭前，潞城、長子、壺關、屯留、陵川等縣都還不斷演出隊戲。
隊戲：《元史·祭禮六》有“興和署掌枝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的記載（《新元史》亦有此記載）。明代陳繼儒的《太平清話》中有“錢塘為宋行都……孝宗奉太皇壽，一時御前應制多女流……隊戲為李端娘……”的記載。上黨隊戲起源何時，和宮廷隊戲相同與否，都不得而知。據樂戶老人潞城朱招群（1912—1991）、朱群才（1915—1994）、平順樂戶老人王福雲（1914—1986）等回憶和潞城南舍村“調家龜”演出，共有17個劇止。這些戲沒有弦樂伴奏，沒有唱腔，只有道白和吟誦（吟誦有韻的上下句，以七字句有二二三句式，也有三二二句式），臺詞大多古樸文雅。隊戲的鑼鼓經被稱為“鑼鼓趟”，除上下場外，只在吟誦一句或兩句之後，擊打幾聲。服裝文角色與上黨梆子穿的相同，武角色穿前襟短、後襟長的“龍褂”，腰係“圪塔帶”。 院本是金元時行院演出所用的腳本。元末明初人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記載了700多個院本名目，但均已失傳。人們只能偶爾在其他作品中見到收入的片段。上黨樂戶在迎神賽社時說的院本，樂戶老人僅知道三個：《鬧五更》、《土地堂》（均有品述抄本）和失傳了的《三人齊》。這三個本子除《鬧五更》夾有唱了五次的一段民歌外，都是只有道白，沒有唱腔。插科打諢，惹人發笑。
樂戶演出的琴戲，有《無名駒》、《送帶》、《餞行》、《瘋僧掃泰》、《戲牡丹》等劇目，是用笙（或笛）伴奏的上黨梆子小戲。
樂戶在迎神賽社時，還要扮一個手持上截破作竹篾子的竹竿的前行（讀hang）。他要在為神靈“進盞”時口誦一些祝頌的詞兒。台灣出版的《中文大辭典》釋文為：“前行，舞者之列入在前行者。《衛敬瑜妻王氏企喻歌》：‘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裲襠。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鈕 ‘”（衛敬瑜妻子事見《南史·孝義》）王福雲在解放前即任前行角色。
1984年和1985年，平順縣西社村樂戶世家王雙雲、王福雲弟兄各捐獻出珍藏多年來（其中最早的係嘉慶十七年抄）的隊戲劇本七本。雖然大部分是角色單，但也使人大開眼界。1985年10月，潞城縣南舍村堪輿世家曹戰鰲（1908—1994），曹佔標（1925—1990）弟兄，捐獻出珍藏了400多年的明萬曆二年（1574）抄本《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書中論有正隊戲、供盞隊戲、啞隊戲劇目166個，院本劇目8個，雜劇劇目26個，還有大量的唐宋大曲名稱。使人窺見了明代上黨地區的民間祭祀演出的盛況。其後，長子縣發現了《唐樂星圖》，南舍村發現了《迎神賽社曲目文苑》等抄本，使資料更加豐富。
從這些資料中可知，雜劇與隊戲不是一回事，並不像現在潞城、陵川一此樂戶老人所說的隊戲就是雜劇。但二者有何分別，又是何時混而為一，目前因短乏資料，無法判定。
樂戶演出的戲劇與上黨梆子，口頭流傳和文字記載，都未見到相互關聯；但實際上卻有明顯的相通之處，有授受的痕跡：
（1）敬奉祖師爺：上黨樂戶敬奉的祖師爺是咽喉神，誕辰是臘月初八。他們除了在自己家裏敬奉有泥塑神像外，陵川縣東陳丈溝村的咽喉祠（俗稱打鼓廟）和高平城內的咽喉祠、浩莊的咽喉廟，都是他們的敬神之處。上黨梆子每年要敬兩次神：一次是四月二十四日敬梨園始祖唐明皇（俗稱老郎爺），長治北街的梨園會館、晉城周元蒼的五聚堂（也稱會館）和澤州縣望城頭村和開元宮，都塑有唐明皇的神像，各個現社也都有老郎爺，都按時祭祀；再一次是臘月初八，各班社除在班社內祭祀外，高平的班社都要到城內咽喉祠祭尊咽喉神，由名班獻演。五聚堂、開元宮和澤州縣的府城、玉皇廟、神南廟，陽城縣上伏村的西廟，都有咽喉神殿，除樂戶和戲曲藝人外，老百姓也來此敬神。這種情況，只能理解上上黨梆子接受了隊戲的習俗（因為樂戶的演出活動肯定要比上黨梆子古老得多）。
（2）演齣劇目：從樂戶口述和《迎神賽社禮節傳薄四十宮調》、《唐樂星圖》等本記錄的290個隊戲，雜劇、院本、琴戲的劇目看，大都取材于封神、楚漢、三國、說唐、唐五代和楊家將、岳家軍的朝代故事。上黨梆子的700多個劇目中，也絕大部分是朝代戲，只是除了取材料于上邊所述的來源外，還有一批元明劇目。《天門陣》、《戰幽州》、《長坂坡》、《八仙慶壽》、《打磨坊》、《單刀會》、《兩狼山》、《七下生》、《走樊城》、《鎖五龍》、《私下三關》、《孟良盜骨》、《二進宮》、《雙如意》、《藏舟》等樂戶和上黨梆子都有的劇目，絕不會只有一種偶然的巧合，肯定是有授受的關係。特別有趣的是樂戶演出的琴戲有一本《無名駒》，寫明代楊繼盛被嚴嵩害後，其女與老仆楊恩赴福建搬兵，夜宿開山寺。寺僧黨飛雄愛其所乘寶駒，欲加殺害。後得知是恩公之女，道歉之後，送之上路。高平米山鎮五瘟洞戲臺上道光七年的上黨梆子班社聚魁老班的題壁上，就有《無名駒》，在同一地點，也是聚魁老班的道光十年題壁上，則題有《無名駒》的又一名稱《殺寺》（咸豐元年，有個玉順班在段都村舊舞臺的題壁上，也題有《殺寺》）。但民國年間，上黨地區的舞臺題壁中，就沒有了《無名駒》或者《殺寺》的劇目了。1963年，河北省永的上縣西調劇團來上黨地區作“探親演出”時，曾經展覽演出並抄錄油印《黨飛雄殺寺》。據老藝人說這是光緒初年由上黨梆子藝人在河北設帳授徒時留下來的上黨梆子劇目。把這個本子與樂戶老人朱群才校對，他說只有少數幾句不同。可見這是上黨梆子和琴戲都演出的本子，經藝人帶到河北保留下來，上黨地區可失傳了，又由西調送到了回來。繞了一個大圈，走了80多年。
（3）風格方面：樂戶演出的劇目都是直敘其情，直言其事，大起大落，很少轉彎抹角，旦角戲很少。現存的劇本，角單和藝人口述，除琴戲中有女角外，幾十齣隊戲和院本，只有《長坂坡》中糜夫人有20多句唱詞，這也很可能是後來才加上的。上黨梆子被稱為粗獷豪邁，火爆激烈，古樸豪放（貶之者說是原始、野蠻，不是殺人就是打架）。作家趙樹理曾指出：《西廂記》是名劇，全國有好多劇種都演，可是上黨梆子就沒有這個戲（上黨梆子的古代題壁中有《遊殿》、《跳墻》、《佳期》都是上黨崑曲）。上黨梆子的“三把”雖比樂憎愛分明的“調壯士”藝術性強，但也給人以僵硬之感。從《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宮調》中的角色排場單看，有些劇目要上演員數十人，最多的達一百多人。真是浩浩蕩蕩，令人眼花繚亂。而上黨梆子在皇帝登殿和大帥出征時，上司、五堂龍是常見的，而且紅黃藍白黑色彩鮮明、富麗堂皇。演《大八仙》時，幾十人的戲班，除伴奏者外，邊做飯的、趕腳的、看戲房的、燒茶水的都要登場，花紅柳綠，擠滿一台。因而把上演此劇叫作“堆作仙”。民國十六年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北京的《世界日報》連載署名負生的文章《山西戲》，對上黨梆子壺關樂意班（十萬班）這些表演風格大加讚賞。這種風格的形成，恐怕隊工不只是給予影響而已。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琴戲的問題。雖然明抄本《迎神賽社禮節傳薄四十宮調》和清抄《堂樂星圖》都沒有琴戲的記載，民國抄本《迎神賽社禮節文苑》有“請戲”二字還不是正文，墨跡不同，可是從王雙雲弟兄獻出的咸豐八年抄錄的隊戲在劇本就有琴戲《撿柴》的全本和《送寒衣》、《送帶》、《戲牡丹》、《招夫牌》的角單；樂戶老人的介紹，絕不是從上黨梆子中學習來的；況且在《迎神賽社禮節傳薄四十宮調》所載的“恭盞隊戲”中，《山伯訪友》、《訪友》、《周氏辱齊》、《送米》、《三元捷報》、《班超投筆》等劇目前，都有一個“戲字，這是否就表明是“琴戲”，為了和隊戲相區別，而特意加上去的呢？看來也有這個可能。況且據上黨梆子已故的戲劇負責者李春枝1962年的調查筆記記載，陽城縣關鳴鳳村白繼堯老人說，上黨梆子是由鳴鳳村子個人由西邊學了個琴腔回來，在鳴鳳村演唱形成的。他說這琴腔是否就是樂戶演出的琴戲呢？如果說在某種情況下，從境外傳來一種聲腔，樂戶學上用或笛伴奏，民間藝人卻繼續使用它的主奏樂器換作巨琴，逐漸形成上黨梆子，和樂戶的琴戲分道揚鑣，倒像是順理成章的事。這還需以後繼續查考。
第四，外來的劇種的催生助產
上黨梆子有些老人說：“咱這大戲是從宮裏傳出來的。”（“大戲”是20世紀30年代前本地觀眾對上黨梆子的稱呼，是相對於秧歌等小劇種而言。）至於是哪個帝王的宮，則眾說紛紜，有唐明皇、宋太祖、蕭太后和明代在長治封藩的潞王（實為沈王）諸說。唐明皇在潞州作過二年別駕；宋太祖代周後討伐李筠確曾親臨澤潞，但當地嚴格地說戲曲尚未形成，更加唐明皇在潞時韋后擅權，朝內不清，他首先要考慮朝內大事；宋太祖來澤潞時是才即位數目，軍馬倥傯，都不會有此閒情逸致。蕭太后是指遼聖宗之母，她並未來過上黨。這就只能從明代的沈王身上考慮了。
明太祖第21子朱模，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沈王，永樂六年（1408）就藩潞州。王宮舊址今為太行太岳烈士陵園（陵園南門往東的街現在還叫東華門）。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義軍大將劉芳亮攻破安府（潞州于1529年改為潞安府），把“方在衝齡”的第九世沈王朱迥洪擄走，不知所終。幾代沈王在長治共達237年。明朝規定，親王就藩時，皇帝都要賜予若干曲本（劇本），宮裏養有備供奉的戲班。這些親王既不能任免和獎懲官吏，干涉地方行政，又不能招兵買馬，調兵遣將，只能“以詩酒聲色自娛”。據《明史》和乾隆三十五年《潞安府志》載：沈康王朱潔 “雅好文學”，沈憲王朱允移“揮毫千言立就”，沈宣王朱恬 “好學，工古文辭，聲音律”。《潞安詩抄》前編就載有三個沈王和22個沈王子孫的108首詩作。這些沈王和他們的子孫們不能不看戲曲，不能不對戲曲產生興趣。到了義軍破城，王爺破擄，王族也逃走了（澤州縣巴公鎮李村的朱姓說，他們的祖是從王宮逃到晉城的）。王公的戲曲藝人在王府沒法待了，全國兵荒馬亂回不了家，流落到民間，對當地才有萌芽、沒有成熟的戲曲劇種的職業、半職業的班社給予輔導，助其成長，是完全可能的。因而促成了上黨梆子的形成。
康熙二十五年拔員，沁水人樊度中的詩作《東嶽廟賽神五首》的第五首第一句是“臺上弋陽唱晚晴”（見雍正版《澤州府志》和嘉慶版《沁水縣誌》）。這說明康熙年間上黨地區有弋陽腔演唱。上黨梆子把行當分作鬚生、老生、小生、正旦、老旦、小旦、大花臉、二花臉、三花臉九種，也和弋陽腔相同。肯定它受過弋陽腔的影響。
上黨梆子受崑曲、皮簧的影響就更大了。
根據以上所列情況可以得出結論：明末清初上黨地區有了形成一個劇種的的客觀條件，晉陜豫三角地帶的原生梆子傳來，或者這裡人去學來，經過和本地的民間藝術結合，吸取了別的劇種的大量營養，形成了一種本地土戲，後來她囊括了五種聲腔，才有了“大戲”之稱。在雍正六年（1728）以前，就形成了潞府、州底兩大流派（因為澤州縣是1728年改府的，稱作“州底”只能在澤州改府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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