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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的童年
霍英東原籍廣東省番禺縣，1923年5月10日，出生於香港一個水上人家。祖父霍達潮，曾擁有大風帆船，來往于省港澳之間，從事貨運生意。但當霍英東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家境已相當困難，全靠父親租船駁運貨物維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艱辛，他們全家窮得連鞋都穿不上，無論寒冬酷暑，都是赤腳行走。有一次過舊曆年，他父親第一次穿雙新鞋上街，在小攤檔把鞋脫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雙腳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發現竟然沒有把鞋穿回來，因為向來沒有穿鞋的習慣。
那時沒有天氣預報，水上人家生命毫無保障。霍英東的兩個哥哥就在一次颱風中沉船喪生，一個5歲，一個7歲。他的母親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風浪中翻船淹死。大約是在霍英東7歲那年，父親患病不幸去世，年僅40多歲。因為染病時間很長，天天用中草藥治療，把本來就很有限的一點錢都花光了，死後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島上。
父親去世以後，霍英東一家生活更加困難了。那時，他還有一個9歲的姐姐，一個5歲的妹妹，生活的重擔全落在他母親身上。
母親是一位頑強、刻苦、勤奮的人，在那多災多難的日子裏，她沒有被生活的重壓折服，而是挺直腰桿，辛苦操勞，把丈夫遺留下來的駁運生意繼續經營下去。這駁運生意就是與外海的貨輪接洽，代它們把貨物用小舢舨運到岸上來。當時接運的主要貨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沒有駁船，從輪船貨主那兒把生意接下來，然後分給舢舨客駁運，從中賺取微薄的佣金。因為霍英東父親在世時人緣很好，母親又豁達得體，多數的貨主和舢舨客都頗為同情這一家孤兒寡母，日子倒也還能勉強維持下去。
霍英東的母親雖然自己目不識丁，但希望自己的兒女知書識墨。大約在霍英東6歲那年，便由別人背著去拜師啟蒙。接著在帆船同業義學就讀，那是免費的，他家住在船上，隨處漂泊，上課很不正常，有時放學後連船也不易尋找。到第三班時，轉入敦梅小學。這間小學是要收費的，其中有一個免費班，但僅招收30人。學生要作一篇文章應考，霍英東還是考上了，而且在錄取的名字中，第一個便是他。後來，他又轉讀皇仁書院。書院的學制是倒過來從第八班開始的，相當於初中一年級。那時，書院的第八班，共招三個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數是經過老師、家長及各種關係介紹入學的，真正通過考試錄取的不足10人。應考時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東也是第一個被錄取了。
霍英東在校讀書很是勤奮，成績總是排在前幾名。他後來回憶說：“那時我讀書十分專心，總是不甘落後，偶有成績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覺臉紅。”在皇仁書院，霍英東算是接受了比較系統的教育，除了完成學校規定的學業之外，他還廣泛閱讀了不少文學作品，如《金銀島》、《魯濱遜漂流記》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當艱辛的，因為皇仁書院學費很高。為了省下一點錢，霍英東常常不坐電車，花半個鐘頭急步上學。在學校裏他最喜歡的課外活動便是踢球，大概因為他當時身體比較瘦弱，想煉出一副強健的體格。不過，他不敢踢得太久，總是匆匆地踢三幾十分鐘便急著跑回家，因為要回去幫助媽媽記帳和送發票。他後來回憶說：“這種緊張生活，經常弄得我筋疲力盡，頭昏眼花，甚至神經衰弱。不過，這對於我又是一個極好的鍛鍊，使我後來走出社會以後，不管生活多麼艱辛，工作多麼繁忙，自己也不怎樣畏懼，倒是能夠從容對付。”
霍英東在皇仁書院讀到第三班，算來這已是高中畢業，進入大學預科。此時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本開始進攻香港，霍英東的學業也被迫結束了。
在香港淪陷的日子
日軍佔領香港時，霍英東母親和人合夥購置的“興和”小火輪給日軍徵用了，生活沒著落，他也失學了。和當時許多人一樣，初時靠擺賣家裏的衣服雜物度日。不久，生活又迫著他到輪船上去做火伕。輪船是燒煤的，他做鏟煤工，這是他的第一個職業，那時他才18歲。
霍英東幹得非常吃力，回到家裏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只幹了9個月，在老闆裁員時給解雇了。
不久，霍英東花了10元日本舊軍票，託人介紹到太古船塢掄大錘打鐵。霍英東雖然當過火伕，但還是幹不了這種要求極嚴的重活。接著又有人叫他轉到風炮鉚釘處，霍英東掄起那吧吧直叫的風炮，震得雙手一直打抖。於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軍隊擴建啟德機場，徵集大量勞工，霍英東經在機場裏做事的朋友介紹，進了機場當苦力。工錢是每天七毫半，因糧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給六兩米，扣去二毫，實得五毫半。機場在九龍，早上七點半上班，要提早兩個小時出門。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兩小時，每天都幹得筋疲力盡。
那時，他很想學一門技術，有了一技之長，就不用這樣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學什麼呢？有一次，他提著50加侖重的汽油桶，因為力氣不足，壓傷了指頭。有一個好心的主管見他身體瘦弱，勸他不如幹別的工作，霍英東便趁機提出學開汽車，主管竟然答應了。
霍英東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學到技術可以返內地開汽車，離開淪陷的香港了。但那時的人很保守，不願教。學師的照例要先幹一兩年雜務，然後才學技藝。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師傅如何操作，這叫做“偷師”。每當師傅察覺到，便立刻藉故支開他，叫他拆電池。當時轎車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貨車，晚上停放在機場上。一天，下午5時多了，車已停好，霍英東洗車時，看見有輛車的車匙仍留在那裏。他便爬上去，把火打著試開汽車。但剛巧停車時車輪歪斜著，汽車啟動撞到另一部車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頓，這份工也丟了。
不久，霍英東進了太古糖廠，在化驗室工作。他做慣粗工，笨手笨腳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學點技術，常常弄出點事。一次，和另一學師仔用硫酸學制氫氣，並用火點燃，氫氣將空氣中的氧氣混合，轟隆一聲巨響炸開了，他滿臉玻璃碎片。糖廠的人以為是炸彈爆炸，結果又被廠方辭退了。
日本佔領香港時，全港實行米糧配給，他又到倉庫去幹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環貨倉處上班。初時以為秤大米不難，幹起來卻不是那麼回事。他在這邊過磅，倉庫在那邊驗收，還要趕火車運往新界。一批苦力扛著米包排長龍，等著過磅，要稱準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倉庫又不肯收，手腳稍為慢些，排隊等候的苦力就緊催，這份差事也難幹下去。
1942年，母親傾其所有，連金鏈也賣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灣仔鵝頸街開了間雜貨店，取名叫“有如”。其實本意名為“有和”，但登記辦證時寫得太潦草，誤寫為“有如”，也就將錯就錯。
這家雜貨店由霍英東管理，每天早上六時多開店，洗漱剛畢，顧客便陸續蜂擁而來。有時一下子來十多人，都要招呼妥當，站在路邊兜攬住，免得顧客跑到別檔去。一個顧客往往要買幾樣以至十多樣，什麼蒜頭、豆豉、鹹菜、鹹魚等等。他拿著秤，手勢要快、要靚，不然，顧客便不滿意，說給少了。在機場幹活雖然吃力，但不必動腦，在雜貨店裏卻整天要料理這樣那樣。就是吃頓飯也不得安寧，得站著吃，隨時準備招呼顧客。
到了晚上10時，夥計紛紛放工逛街，霍英東還得留在店裏煮醬料、添甜醋，調製醬油。日軍佔領時期，樣樣都缺，都得自己製作。深夜12時了，還要封蓋好一切雜物。店內老鼠橫行，什麼都咬，蠔豉、發菜……樣樣都要收拾好，才能離店。一年365日，天天如此，一個小時也偷閒不得。
在這段日子裏，霍英東起早貪黑，奔波勞碌，但“那是經營生意的好訓練。”由於他細心精明的經營，雜貨店的生意日漸興隆。這段生活，對霍英東是很好的磨煉，他從中獲得經營管理的良好訓練，培養了堅強的意志和靈活的處事方法。
重操父輩的駁運舊業
但雜貨店的工作畢竟是太繁雜、太勞累了。1945年戰爭結束，萬物更新，各行各業逐漸活躍起來，運輸業自然急需發展。霍英東和他母親都看準了這個時機，毅然把雜貨店頂給別人，得了7000元，決心重操父輩的駁運舊業。
那時擺在霍英東面前的，有兩條出路：一是平平穩穩的路，也有過這樣的機會。他曾申請到太古洋行，當個文員，已被復信接納，月薪300港元，這在當時還過得去。文員生涯，“朝九晚五”養妻育兒，只要不出大差錯，論資升職，可保生活安定。另一條是坎坷的路：暫時幫母親搞運輸，再尋求別的機遇。這雖前途叵測，但他不甘平淡，終於選擇了後者。
幫母親做駁運生意，霍英東管帳，沒有工資，但一家人的生活費用母親全包起。家庭環境仍很艱難，但總算比過去好一些了。要強好勝的霍英東自然不以此滿足。他認為，看準和抓住時機找到出路是極其重要的。當時的香港只有一種生意好做，就是處理戰後大量物資和沉船。他非常注意憲報上關於戰後物資拍賣的消息，及時標購那些只需小修的小艇、廉價的舢板、海軍的機器等，然後迅速轉賣出去。由於他缺乏資金，難以放手大幹。有一次，他看準一批海軍機器，並且以18000元中標。他興高采烈回家請母親湊錢交款。想不到母親斷然拒絕。霍英東借貸無門，眼看到手的一筆大買賣落空了。人急智生，霍英東找到一位工廠老闆，商量租借其倉庫存放機器，老闆看了機器，同意租倉；霍英東看老闆對機器很欣賞，提出可以賣給老闆，老闆開口願出4萬元，霍英東求之不得，迅速成交。1945年至1948年間，霍英東凈賺22000元。這是他在拍賣剩餘物資的數年內賺的一筆大數。回憶這段往事，他不無感慨地說，這確是很好的機遇，如果那時我有足夠的資金，就可多賺幾大筆了。
東沙島冒險
1948年，霍英東25歲，正是人生中富有浪漫色彩的歲月。有一天，他聽人說：東沙島一帶的海底有大量的海人草，那是製造胃藥的原料，何賢在澳門有間公司收購，每磅1美元。霍英東聽了，很想試一試。但未出過遠海，又缺乏航海知識，母親也極力反對，他卻下定決心，與別人合股，成立公司。他以剛投標購進的機帆船入股，折價3萬元，加上其他人投資，籌得10萬元。他在香港長洲招了漁民80人，給了些安家費，連同船員，共90余人出發。
那時東沙島屬廣東省管轄，出海執照須由廣東省建設廳簽發。由於未辦好出海手續，船到三門關，被海關扣留。船上的工具舢板、錨、救生艇等，海關說是貨物，都要扣留。90多人困在船上，滯留了10天，帶去的鹹肉，鹹魚都吃光了。後來轉去汕尾，途中又遇上風浪。所招漁民，多是海陸豐人，汕尾是他們的老家，許多人不告而別，紛紛散走。霍英東只得在汕尾重新招一批人。經過一番週折，才終於啟航出海。
他們終於到達了東沙島。船一靠岸，顧不得遠航疲勞，霍英東立刻帶領船員搬運物資上岸，搭起住所，建立貯存海人草的倉庫。能夠順利到達東沙，這對霍英東來說當然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但是，他們登上的不是什麼“金山”。而是“地獄”。
打撈海人草，不像在陸地割草那麼輕鬆。這種海藻生長在三、四米深的海底珊瑚叢中，他們缺少必要的潛水工具，只自製了潛水眼鏡，在水底能看見海人草，每個人吸上一口氣潛下去，沒採到多少海藻就急著浮上水面，靠著船舷喘氣了。有時那些珊瑚芒刺，又尖又硬，一不小心就會被割破，還得隨時防備鯊魚的攻擊呢！這樣浮上潛下的，翻騰撲登了一天，一個人也採不了半筐海人草。
當地天氣酷熱，太陽從早上5點鐘就露出海面了，白天氣溫高達40℃以上，島上沒遮沒擋，火辣辣的陽光烤得人的皮膚發疼。海灘被陽光曬得銀白一片，眼睛也難以睜開。每人只有戴著黑色眼鏡才能活動。在海上採撈海人草時，連竹帽也不能戴，整天任由烈日暴曬。每人只穿著一條三角褲，不出幾天，就曬脫了皮。
有一次，霍英東他們從海上運海人草回來，突然狂風大作，波翻浪涌，船被打壞了，掌舵的也不敢駕駛，霍英東只好自己把舵，任由風浪漂泊。從白天到黑夜，風沒有停止，船也不知道漂到了何方。大家非常焦急。忽然看見遠方電筒亮了一下，霍英東知道那裏就是東沙島，真是喜出望外。於是，他和船員把正船舵，向著小島駛去。這時風浪已經減弱，他們才脫離了險境。原來那燈光是一位夥計拿著手電筒到海邊察看停泊著的小船被狂風刮走了沒有。霍英東後來回憶說：“如果沒有那一閃的救人之光，我們早就沉到海裏喂鯊魚了。”
島上食用也非常困難，來時帶的鹹魚、鹹菜不多，原以為可以釣魚，以魚作肴，但海上全是大魚，不到兩天，釣絲全給咬斷了。每天只吃白飯，飯量特別大。但帶去的糧食也不多，十多天以後，就處於半饑餓狀態。捱上一個月，許多人臉浮腳腫。
全島能供飲用的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多，水味半鹹半淡，平時水深僅半尺。除了用來煮飯和飲用，只能用少許洗臉嗽口。誰想衝個涼，只好等待老天下雨了。可惜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正逢旱季，下雨極少。從海上採撈回來，個個身上粘粘糊糊的，再和汗水混合，又腥又臭，沒有淡水沖洗，實在難耐。更苦煙源斷絕，船員們煙癮發作，只好到垃圾堆裏尋找那些早已漚得發黴發臭的煙頭，撿來用水泡浸、曬乾，再放到鍋裏炒一下，用紙一卷，聊勝於無。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個月，也沒見大陸的補給船到來。船員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終於散夥了。
霍英東後來只好雇用一批台灣人和琉球人。琉球人很能吃苦，這種非人的生活，他們也能捱得下去。最終靠著這一群特別能夠吃苦的人，繼續支撐了。霍英東在這個荒島整整熬了六個月。
經管後勤事務的人，只列進帳，沒有出帳，海人草陸續賣掉以後，說是僅夠各種開支，一分錢也沒有賺到。苦熬半年一場空，霍英東那時心情懊惱，但他認為這段艱苦的生活，磨煉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對他以後的事業起了重要的作用。只要想起東沙島的日日夜夜，不管處於怎樣的困境和逆境，他也有決心和勇氣去克服。
來源：國際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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