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的形制，與唐、北宋、遼的墓葬大體相同。階梯(或斜坡)墓道土洞墓，是唐、北宋、遼墓葬中所常見。不過自西漢以來，有些大墓(指貴族墓)多作磚室墓，特別是北宋時期，磚砌倣木結構的墓室大為盛行。而西夏的墓室結構都很簡單(包括已發掘的八號陵)，既無唐墓中常有的壁龕，也不砌磚室。我們從西夏陵區地面發現大量的磚瓦分析，決不會是由於磚瓦不足而不作磚室，恐怕主要是由於“夏俗”。即受到党項民族生活習俗的影響。《舊唐書》載：党項羌“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鼙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西夏書事》又載“夏俗皆土屋或織鼙牛尾及粘糲毛為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當然也會受到西夏的社會經濟、陵區的地理環境和陵區建築技術條件等的限制。
    該墓發現大量家畜，家禽的骨骼，尤其是完整的幼狗、幼羊的隨葬，似是党項民族特有的葬俗。唐代以前，“党項羌在古析支(今西藏，青海，四川交界處)之地”，“其種每姓別自為部落”，並處於“畜鼙牛、馬、驢、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穡，土無五穀”的原始遊牧部落的情況下。初唐時“吐蕃強盛，拓拔氏(党項羌之強部)漸為所逼，遂請內徙，始移其部落于慶州(今甘肅慶陽)”。在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影響下，雖然党項民族封建化速度很快，但是，党項族傳統習俗依舊保存著。如大量隨葬家畜、家禽，可能就是西夏的特有葬俗。
    從一O八號陪葬墓碑亭中的漢、西夏兩種文字的殘碑，墓葬本身的形制以及出土的唐、宋貨幣等方面來看，都說明瞭西夏與北宋、遼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密切聯繫。因為西夏元昊稱帝，開始建立起與北宋和遼相對獨立的封建割據政權時，它已積聚了三十餘年北宋所賜的資財，和遼的長期支援了；同時，元昊還倣北宋所設官職立官制。長期使用宋，遼貨幣，倣漢字造西夏字，而且以西夏，漢兩種文字並用。凡此種種，也說明瞭西夏文化決不是什麼“獨立發展起來的，自成一體的”。
  至於胡謅什麼“西夏文化源於中央亞細亞各族人民的文化。”更不值一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