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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糖主義：同城分居的婚姻方式——兩個人婚後並不完全生活在一起，而是過著“五加二”的生活——五個工作日各自單過，週末兩天才與“另一半”聚首。在非團聚日子裏，他們會利用這個資訊發達時代的各種通訊方式（如手機、互聯網等）聯絡，偶爾也會像戀人約會般地一起吃飯看電影，但隨後他們又像朋友般友好告別各自散去。如果在不該見面的日子裏，一方要到另一方的住處去，還必須“提前預約”。他們篤信“距離產生美”“小別勝新婚”
當大量未婚者熱烈同居的時候，一些結婚者卻悄然分居———這果真應了錢鐘書先生的婚姻“圍城”說？然而，此刻出現的婚內分居者，卻不是因為離心離德，而是企圖用分居來為愛情保鮮。
“我們要天天相戀，但不要天天相見，只需要悱惻纏綿，絕不要柴米油鹽，有共同的生活經驗，絕不用共同的房間……”黃舒駿的這首老歌描述的幸福理想現在已經成為婚內Solo族的家庭規範。
Solo男女們已結婚登記在冊，他們的家庭比許多人要優越，但夫婦兩人執意要在一個城市裏分開相處，只在時間軸上的某一個點才相遇，共度浪漫後再各回各巢。他們與傳統的分居人士截然不同，主動演繹著婚內的Solo身份，也就是“婚內單身”。
同城分居
Solo本意是獨奏，後來引申為“單飛”。如今，這種主動選擇婚內分開生活的人士在國內各大城市已不鮮見。他們通常過著“五加二”的生活，即五天工作日裏雙方居住兩處，只有到週末的兩天裏居住一處。
蘇婷就是婚內Solo的一員，在上海徐家匯一家網站工作的她，每天下班都要倒一段很長的地鐵回到位於浦東陸家嘴的住處。而蘇婷的老公則住靜安區，在離家不遠的地方經營著自己的廣告公司。
蘇婷的房子是她在結婚前買的，婚後兩人也沒有搬到一處。
“這樣雙方都有自己的空間，彼此不會干擾。”兩人都覺得分開住能給自己的事業提供更多的時間。任部門總監的蘇婷日常工作繁忙，經常加班很晚才能回家，一日三餐也都是在外面解決，回家之後則是完全放鬆的狀態，“我的很多同事不同，她們忙了一天回家還要照顧家人，完全沒有了自己。我現在的生活跟婚前沒有太大區別。”
平時分開的兩人只在週末或休假時聚在一起，偶爾也會相約一起吃飯或聽音樂會，但如果在不該見面的日子一方想到另一方的住處，則需要電話“預約”讓對方應允。如今兩人結婚已經一年多，蘇婷仍然覺得跟戀愛時的感覺一樣，“在一起的時候，很多事情不願意當他的面去做，怕破壞形象。”對這種Solo生活，蘇婷很享受。
在上海類似于蘇婷這樣的家庭模式並非獨有，上海大學葛紅兵教授告訴記者，在他的朋友中有一些人就採取這種生活方式，他們分開居住的原因一半是為了工作方便，一半也是願意嘗試這種新的生活模式，“他們不會作任何努力來使兩人生活在一起。”
有媒體報道，全國婦聯于2002年底調查統計，北京的婚內Solo(包括異地居住的夫妻)超過一萬對。在廣州、武漢、天津、瀋陽等其他大中城市，這些“週末夫妻”也在顯現。
“獨唱”不限年輕
對於Solo家庭，他們通常有一些相似的特徵：夫妻雙方都接受過高等教育，生活在經濟、文化發達的大城市中，他們可以方便地獲得各種資訊。兩人所從事的工作在社會上具有較高的職業聲望，具有豐厚的收入，一般而言，夫妻雙方都有屬於自己的住房。
而對Solo族的年齡特徵卻很難界定，這與通常人們認為只有年輕人才選擇時尚生活這一思維定式有衝突。至少在記者了解的Solo族中並非只有年輕的成員，而是從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到五十多歲的中年夫妻都有。2002年，黑龍江省婚戀家庭研究所所長郭礫所在的研究所在哈爾濱市作了一項關於Solo家庭的質性研究，以深度訪談的形式對12對夫妻進行調研。
在這些人中，有四對是年輕夫婦，均為1976年到1978年間出生的獨生子女。除此之外，剩下的8對都是結婚在10年以上的“老”夫妻，平均年齡都在40歲以上。這其中又分兩種類型：一種是丁克家庭，家裏有兩處以上的住房，有令人羨慕的工作和豐厚的收入，雙方的感情也很好。但在相處10年後，彼此都覺得生活有了乏味的感覺，於是選擇Solo，在自己的小圈子開始“獨立”的生活。
另外一種則是再婚家庭，而且以在機關工作的人員居多，男女雙方的條件都非常優越，但因為彼此都有孩子，擔心和對方的孩子處理不好關係而選擇“週末夫妻”。
讓愛保鮮
卡夫曼在他的《伴侶社會學》一書中說到：“這是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結合的願望從來沒有像我們這個社會那麼強烈，那麼理想化；另一方面，渴望結合的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苛求。作為這兩個矛盾的折衷就是大家不組成一對。”這段話並非是描述婚內Solo，但它對婚內Solo同樣適用。
對於這些“週末夫妻”，他們信奉的愛情就像S.H.E的一首歌曲《半糖主義》———“我要對愛堅持半糖主義，永遠讓你覺得意猶未盡，若有似無的甜才不會覺得膩。我要對愛堅持半糖主義，真心不用天天黏在一起，愛得來不易，要留一點空隙彼此才能呼吸。”
黑龍江省婚戀家庭研究所所長郭礫分析，一些年輕人選擇婚後分開居住，是因為他們擔心彼此不能白頭偕老、不能從一而終，因此以退為進，來為愛情保鮮。對於這種保鮮功能，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家庭與性別研究室副主任王震宇認為，並非所有的Solo家庭都能促進夫妻感情的增長。為了“小別勝新婚”目的而分居的，有可能會為平淡的婚姻生活增加一些常新的因素，從而刺激兩人的感情保持鮮活狀態，但是，“如果分開的原因是因為不想過多見面，主觀上想清靜，這就會對兩人之間的關係造成危險。時間長了還可能徹底分開。”王說。
少數派的“獨唱”生活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家庭的主要模式還將以傳統模式為主，Solo家庭和
同居、單身族、丁克家庭一樣，只能是中國諸多家庭中的少數派。
讓單身挽救愛情
“沒有辦法，我要是不給他買，他自己是絕對想不起來買這些東西的。”林楠指著塑膠袋裏的棉拖鞋，兩雙一樣大小，一棕一藍，花紋樣式與林楠穿在腳上的那雙相似，都是她為老公紀鵬買的。林楠買很多東西都是三件，一件給自己，兩件屬於老公，分別放在她和老公各自的“家”裏。
林楠在一家韓資企業任企劃部主管，了解她的同事經常開玩笑地說她等於嫁了兩個老公。
兩人結婚三年，分居的生活也過了將近兩年。回想起當初的相識，林楠說那是一件挺富於戲劇性的事。那時，林楠大學還沒畢業，總喜歡到離學校不遠的國家圖書館去看書。一天傍晚，準備回校的她剛走出圖書館大門，就從後面追上來一個男生，滿臉通紅地說喜歡她的背影，希望和她認識，結果一來二往，這個男生最終成了林楠現在的老公。
始料不及的是，婚後生活同樣也極富戲劇性。少了戀愛時的甜蜜，卻多了一些因生活瑣事而引發的矛盾。一旦兩人都不肯讓步，事情往往會鬧得很大———一次吵架，紀鵬埋頭一個人睡了，林楠在床邊整整坐了一夜，之後兩人近一週時間沒有說話。
“結婚了，交流的時間反而更少了，吃完飯，基本上就是他幹他的事，我幹我的事。”就在兩人都覺得生活乏味的時候，紀鵬被公司派到日本，一去就是三個月。每天晚上，兩人都只能在電腦上一訴離別之苦。就是在那時，林楠發現分開的好處，又找到了戀愛時的那種感覺。
“有一次在網上，我跟他說這三個月我們說的話比婚後一年加起來還多。我開玩笑地跟他說不如以後我們分開住吧。他也開玩笑地說好啊。”結果，紀鵬回來後不久，就住到了他父母用於出租的一處房子，兩人開始了分居生活。
林楠覺得現在的生活很充實，因為家裏沒人需要照顧，所以她在公司的時間就長許多，與同事之間的感情也非常好。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裏，林楠由一個普通職員晉陞到部門主管。
從一張床到兩間房
同樣是兩分生活的身體力行者，在法院系統做宣傳工作的周客要算資深人士，結婚25年，“週末夫妻”也做了等長的時間。
“當初沒想長時間這樣，誰知道這一過就是20多年。”
剛結婚時，兩人住在周客單位的職工宿舍裏，周客有晚睡的習慣，晚上看書會看到很晚。妻子當時在北京一家醫院作護士長，為了不干擾她休息，兩人決定分開睡。但此時，只是把新房裏的一張床變成了兩張而已。
剛生活在一起時，夫妻兩人都不習慣做飯，再加上雙方父母家離各自的單位都近，於是兩人下班後先各回各家吃完飯再回去；遇到天氣不好的時候，就不回自己的住處了，結果一來二去就形成了習慣。
從那時起，周客就成了走婚族，週一到週六(那時還沒有雙休日制度)在自己的住處，到了週末就去看妻子。孩子出生後，也跟母親住到了姥姥家裏，週日成了一家團聚的日子。
周客和妻子間的花銷是完全獨立的，“有時不夠用了就會向她借，其實就是要，也不需要還。”周客說他現在基本不向妻子開口了，因為有了稿費的貼補。但即便如此，夫妻兩個也沒攢下錢，前兩年要買房子的產權，折合完工齡後，
房價不到10萬，但兩人還是靠雙方父母的幫助後才把這筆錢付上。“眼下還沒想過要搬到一塊住，畢竟這麼多年過來都習慣了，但再過兩年，等我也退休了還是要住到一起的，互相有個照應。”周客說。
分居的前世今生
在中國，夫妻分居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受客觀條件所限的被動分居，一種是主動分居。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分居一直處在被動狀態。
在古代，夫妻分居現象並不普遍。在傳統家庭的諸多功能中，經濟功能是首要功能，而在小農經濟社會中，家庭作為經濟單位必需通過夫妻共同的勞作才能維持日常生活的正常運轉。再加上交通工具的束縛，女性對男性的依附，使夫妻分居現象成為個別，類似于“商人重利輕別離”的那種遭遇只發生在極少數人的身上。
但有一種原因例外，那就是兵役、勞役導致的夫妻相隔。軍人的分居現象直到今天仍然普遍。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夫妻分居人數明顯增多。造成分居的根本原因是戶籍制度。表現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大學生分配，一種是在農村已經結婚，其中一方因參加工作而進入城市。
“文革”時期，分居人口進一步增多，這種分居是在非正常社會時期的獨特表現，這往往與政治相關。眾所週知的假離婚就是在當時社會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怪異現象，夫妻中一人犯了“政治錯誤”，為了避免連累家庭而與妻子(丈夫)離婚，這其中有一些人沒有採用離婚的方式，但為了表示“劃清界線”而選擇分開居住。當時還有一種假分居的現象，一些夫妻並沒有分居，但為了應付“專案組”的審查，迫於壓力之下只好謊稱夫妻已分開居住，互不往來。
除以上原因外，在當時還有一些夫妻被人為分開，夫妻一方被以種種理由調往異地工作。其中動機有出於個人私欲目的，有因為工作保密需要等等，但這部分在整個分居人群中所佔比例極小。
“文革”結束後夫妻分居現象大為減少，對相處兩地的夫妻，社會上的各種力量都會千方百計把兩人調到一起，即便是從邊疆調往大城市這種在上世紀50年代視為天方夜譚的事，在此時難度也大為降低。
從那以後，夫妻分居的客觀因素開始消退，主觀意願開始成為主要因素，進而出現了婚內單身現象。
誘惑下的SOLO
在對獨立意識的追求上，Solo家庭正好處於AA家庭和單身族之間，是AA家庭的發展。
Solo家庭的出現與女性的獨立以及地位提高有直接關係。但促使Solo家庭出現的卻不只如此，如果把視角拉遠，我們會發現它是社會方方面面變化的結果，同時也是現代人個體意識在婚姻家庭中的反映。黑龍江省婚戀家庭研究所對這種現象唯一的擔憂就是它容易引發婚姻的安全問題。現在的都市誘惑太多，如果夫妻兩人沒有十二分的信任，他覺得還是不要去嘗試這種方式。現在婚姻家庭的解體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公共衛生和精神健康的問題，對人的承受能力提出了挑戰。(s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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