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與台灣

　　齊文化即東夷文化，齊文化起源於太昊、伏羲之世，繼承發展于神農、少昊之世，充實增華于太公、桓公之世，繁榮鼎盛于田齊之世。齊文化相容並蓄，而以儒、道、陰陽家學說為主。齊文化以博採眾長為本，以務實求功為用，是先秦文化的核心與精華，是中華文化的靈魂與支柱。

齊國禮法淺說
　　禮法為維持國家社會的治平安定而制立。齊國齊地制禮立法始於伯夷"典三禮"及其"折民惟刑"。伯夷為炎帝之後，姜姓，是堯舜之世的"四岳"和"三後"之首，因佐禹治水有大功而受封于呂，以封地為氏，是姜太公呂尚的先祖。作為人類社會的根本制度，禮法初始制立於伯夷，制立於齊地。"自上古以來，帝王之都皆在東方……故自五帝以來，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東方"（王國維：《觀堂集林·殷周制度論》）的結論，應與伯夷肇制禮法的史實相印證。

　　自伯夷基立的先禮後法的制度，歷太公、管仲等明君賢相的承傳不廢而形成傳統。《司馬法·天子之義》："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進一步總結律定為傳統制度。以禮法兼用作為傳統制度的齊國齊地，久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地域禮俗風尚。

　　知禮則能行義。古籍稱東夷齊地為"君子國"、"大人國"，因其禮俗是"仁而好生"、"好讓不爭"、"見利而讓"。崇禮尚義之俗流傳在歌詩裏，《史記·樂書》："《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見利而讓，義也。"崇禮尚義之俗又體現在齊人的行動中。

　　齊人崇尚"取與義"。義即合理。取以義、與以義才是合理。《史記·禮書》說："人生有欲。……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可見禮是為使人的物欲有度量，為使人知義、知足、知合理而制定的。官高祿厚猶不知足，是不知禮不知義的表現。"不義之財，非吾有也"。田母的識見出於她的踐禮行義。而她所踐行的禮義，正是齊國承傳不廢的俗尚，叫做"見利而讓"。

　　法出於禮。伯夷導民以禮，齊之以法。即"伯夷導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書·大禹謨》引舜告皋陶說："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五刑"出自伯夷的刑典。作為東夷人的舜、皋陶同伯夷一樣，先禮後刑、刑以弼教及刑期于無刑，是他們的共識。以此形成了齊國法治的特點。繼伯夷、太公之後，桓、管治齊國，更突出了這一特點，並用以奠定了戰國時期東方法學思想的基礎。

　　重禮尚法，先教後刑，而成"政之大經"，即齊地的治國安民之道。可惜的是，這條治國路線在戰國後期齊閔王時代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閔王"不修禮義"、"不舉義法"、"不本政教"，"行不義，殺無罪"（《資治通鑒·周紀四》），致使國勢日弱，好端端一個強齊被斷送了，這真是慘痛的教訓。

齊文化的務實精神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豐富的務實思想，其中，齊文化的務實精神更是絢麗奪目。在齊文化發展的三個時期中，從初期的姜太公，到中期的管仲、晏嬰，直到後期的稷下學宮，務實精神一以貫之。齊文化的務實精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遵天時，就地利。（二）因民俗，尚功利。（三）講道法，重形勢。齊文化的務實精神，包含了從天時、地利、人事的實際出發，按客觀規律辦事、因勢利導等唯物主義的思想因素，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齊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鮮明的務實精神，這固然和西周以來的無神論思潮有關，也受齊國先民夷人謙遜、樸實、自強、進取的文化精神影響，但最為重要的還是太公以來堅持不懈的務實實踐使然。齊文化與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中形成的為其大多數成員所具有的或共同追求的民族性格、品格、道德和風尚，是推動民族延續和發展的思想基礎和內在精神動力。齊文化同魯文化一道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源頭，它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齊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務實。其務實的基礎和具體體現就是腳踏實地、從實際出發。齊國的建國鼻祖姜太公在輔助文王和武王興周傾商首封到齊以後，面對當時齊國地薄、人少、國貧、臨海的實際情況，制定並推行了“通工商之業，便漁鹽之利”、“因其俗，簡其禮”的治國方針，大力發展工商業，尤其是發展絲織業，極女工之利，大力發展漁鹽業，增加財政收入，結果，"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春秋時期，齊桓公之所以能首霸諸侯，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於他能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地進行了成功的改革。從政治上看，他們採取了尚賢任能的主張，尤其是頒布三選法，嚴格選拔人才的標準，把真正合格的人才充實到各級崗位上去，使不同的人各盡其才、各盡其能。從經濟上看，他們又在繼承太公重工商的基礎上對工、商、農等的關係進行了區別，為齊國首霸春秋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從軍事方面看，更是根據當時戰爭發展的具體態勢，從齊國的具體情況出發提出了至善不戰以謀略勝敵的主張，最終取得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成果。在外交上所採取的尊王攘夷的策略，同樣是當時齊國國內外現實相結合的產物。

　　崇德敬業精神。早在太公時就推行"因其俗，簡其禮"的文化政策，重視和發揮道德在社會治理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春秋時期的大政治家管仲則更把德與國家的存亡聯繫起來，從政治的高度出發來認識德的作用，並認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把禮義廉恥四維提高到關係國家興亡的地位上。晏子也把禮當成是維繫國家安危和社會穩定的法寶，當成是維護姜齊統治穩定的重要工具。姜齊時期這一崇德思想在田齊時期得到發揚光大，尤其是稷下先生和稷下學士無不以崇德為榮。在崇德的同時，齊文化中的敬業精神也有著豐富的內涵，這突出表現為齊國人以追求事業成功為己任。

　　厚德載物的相容精神。厚德載物指的是以寬厚之德包容萬物，這也是齊文化的一大特色。姜太公在建齊之初所推行的因其俗、簡其禮的文化政策就是這一精神的充分體現。而田齊桓公所創建的稷下學宮更是相容並包了當時各家的學說、學派及其代表人物。他們在學宮中自由講學、辯論，開我國文化史百家爭鳴之先河，為我國文化事業的繼往開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由於齊文化的相容並包，導致了思想的自由與開放，而思想的自由與開放反過來又促進了文化的發展。

　　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不向惡劣環境和惡勢力低頭，藐視困難，奮鬥不止的自強不息精神是齊文化的精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