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台灣的政治演變過程，政治多元化一直是主題之一。就多元化發展過程來說，台灣政治近20年來變化巨大，與前期的20年相比有本質不同，與中期的20年相比有很大發展，現在還在繼續演變之中。就多元化的主題和影響看，出現兩種傾向，一方面是“政治多元化”繼續演變，一方面是“台獨極端化”持續蔓延，前者成為後者的藉口，後者嚴重制約前者的進展。就台灣政治多元化過程看，經歷三個階段，分別是“一黨獨大”下的“專制統治時期”、“一黨專制”下的“逐步改善時期”和“政治多元”下的“加速演變時期”。

“前20年”是“一黨專制時期”

自國民黨當局到台灣起，全面延續南京政府的統治方式，政治上推行以“反共複國”為核心的基本路線，實施“戡亂”和“戒嚴”。從政黨制度講，實施“黨禁”。國民黨作為“當然執政黨”，除了從大陸遷移台灣的民社黨、青年黨等極少數幾個政黨之外，不允許成立任何新的政黨。從政黨競爭看，國民黨是一黨獨大，一黨專制，民社黨和青年黨在依靠國民黨的“政治化”的恩賜和津貼之下，參加一些為國民黨專制捧場和政治活動，中國中和黨、青年中國黨、中國中青黨、中國民主青年黨等小黨則基本沒有活動。特別是無論是在社會領域，還是在政治體制內，不允許任何“反對陣營”的出現。從政治運作看，國民黨在控制全部政治、行政、社會和經濟資源的同時，在國民黨操縱下，1950年7月起變相開放省市議員和縣市長以下公職人員選舉。從控制社會看，堅持“反共複國”、維持國民黨專制和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基本路線，堅持反共意識形態，嚴格控制新聞媒體和社會運動，嚴格限制民眾言論和思想自由，嚴厲鎮壓黨內外出現的任何社會自由思想和政治不忠言行。在“戡亂”和“戒嚴”體制下，國民黨統治成為最為典型的專制統治形式，無論是對台灣民眾，還是對國民黨本身，都造成相當大的危害。

因此，“前20年”的特點，一是在政治高壓下，社會的民主呼聲被壓制，但從反面讓全社會認清了專制統治的本質，政治多元化的願望不斷在發酵。二是在嚴重侵犯民主權利和鎮壓政治多元化苗頭的同時，開放縣市以下的公職人員和省市議員選舉，以及國民黨主導下發展起來的經濟增長，後來成為政治多元化的“島內催化劑”。三是在大陸政策上，堅持“法統”，堅持“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立場，一方面封鎖海峽，嚴禁兩岸間的任何往來，一方面嚴厲查處各類“台獨”活動，以法制“獨”。

“後20年”是“專制調整時期”

進入20世紀60年代末期，國民黨當局在實施“戡亂”和“戒嚴”的同時，開始調整統治手段，部分放寬政治上的控制。從政黨制度講，“黨禁”雖然沒有取消，但出現了越來越高的反對“黨禁”的呼聲，許多黨外人士以雜誌社和社團方式開始組織起來，成為不是政黨的政黨。直到1986年9月，民進黨成立，“黨禁”缺口被打開。從政黨競爭看，在國民黨的一黨獨大和一黨專制沒有本質改變的同時，黨外政團和活躍分子利用1972年12月23日舉行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和原有的各級選舉，開始進入各個層級的民意機構和當選縣市長，利用合法舞臺與國民黨競爭。並且利用“中壢事件”、“高雄事件”等政治事件造勢，衝擊國民黨對選舉的控制和專制統治，以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爭取民主權利為主題的政治多元化越來越成為政治演變的方向。從政治運作看，國民黨在控制全部政治、行政、社會和經濟資源的同時，統治手法開始調整，一方面是選舉範圍有所擴大，層級提高。1969年10月1日，台灣當局宣佈，在維持三大“中央民意機構”20年不變情況後，開始補選“中央民意代表”。雖說只是補選“國民大會代表”15人、“立委”11人和“監察委員”2人，只是當時三類民代的極少一部分，但是選舉範圍的擴大和層級的提高，對政治演變產生很大影響。1972年進行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表明三大民意機構部分代表選舉進入正常化階段，黨外人士利用選舉逐步進入不同層級的民意和行政機構，在各級民意機構和社會運動領域，初步形成反對陣營。一方面是國民黨開始在蔣經國的主導下，進行政治革新，幹部路線上開始強調“本土化、年輕化、專業化”，調整國民黨的統治手法和加快經濟發展。從控制社會看，國民黨當局在強化統治基礎的同時，面對社會民主改革和開放兩岸交流思潮和黨外運動的興盛，其中包括“中壢事件”、“高雄事件”、江南案、“十信事件”、“龍山寺對峙”和“退伍老兵請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衝擊。1986年3月，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在會上蔣經國著手進行生前最後一波政治革新，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同年10月15日宣佈開放部分民眾赴大陸探親，政治革新全面啟動。

因此，“後20年”的特點，主要是蔣經國和國民黨能夠順應潮流，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調整思路和手法，啟動政治革新，具體標誌一是允許反對陣營的存在，以及選舉領域的擴大和逐步規範化，特別是取消“戒嚴”，表明政治專制逐漸鬆動，為下一步的“憲政改革”打下基礎。二是開放部分民眾赴大陸探親，表明開始放棄封鎖海峽政策，為響應大陸的再三呼籲，啟動兩岸交流、推動兩岸關係發展開戶大門。三是“台獨”活動在“民主和人權”的掩護下，公開出現在政治舞臺上。

“現20年”是“多元發展時期”

在蔣經國啟動的政治革新基礎上，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起，國民黨方面接受社會各界的呼籲，實施“憲政改革”，台灣社會開始進入政治多元化階段。從政黨制度講，1989年1月20日通過“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取消已經存在40年的“黨禁”。雖說新成立的任何政黨，在規模、實力上都不可能在短期內超過國民黨，國民黨還是處於“一黨獨大”的位置，但“組黨自由化”，為建立“政黨政治”和政治多元化的形成提供了條件。1991年5月1日結束“動員戡亂時期”，為實施政黨政治、朝野競爭提供必要的政治環境。從政黨競爭看，隨著“憲政改革”的推進，國民黨一黨獨大和一黨專制的狀況被打破，國民黨的當然執政地位消失，政黨政治格局不斷完善，不僅體制內的朝野對峙局面形成，而且還先後出現了先是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和“建國黨”並立和兩派對立、多頭競爭的局面，最終發展為政黨輪替，“輪流執政”成為現實。之後，出現“朝小野大”的對抗局面，成為在野力量監督和追究執政集團的主要根源。從政治運作看，一是選舉制度化，成為政治多元化的重要基礎。1989年1月26日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案”，作為政黨政治的主要遊戲規則的制定，以及前4次“修憲”，規定所有公職人員全部由選舉產生，理順政治多元化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環節。在完成選舉制度化的同時，政黨也開始成為“選舉機器”。二是朝野之爭成為常態，成為政治多元化的主要表演舞臺。在野陣營利用所屬組織、民意機構、社會媒體和商界力量，圍繞公共政策和大陸政策，與執政集團抗衡。從控制社會看，台灣當局對民主和人權的限制措施一再遭到社會各界的反對，法律賦予民眾的各種基本權利逐漸完備，民眾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主張和要求，政治多元化在社會領域表現得十分到位。

因此，“現20年”的特點，從理論角度看，經過近20年的脫變，台灣政治多元化的進程和演變是有目共睹的，無論是政黨相爭，還是社會領域，無論是力拼選舉，還是言論自由，多元化已經較為徹底和完善。從政治角度看，政治多元化演變的過程，也成為“台獨”推銷“獨論”、推動“台獨”的過程。正是“台獨”的寄生和蔓延，導致政局動蕩，社會動亂，經濟發展停滯和兩岸交流受阻，因而也使得政治多元化的內涵和意義大打折扣。

要說政治多元化的過程，從歷史長河看並不漫長，但是十分複雜，對台灣社會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而且這類影響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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