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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央日報》今日刊登社論說，儘管“高等法院”已經二審判決馬英九特別費案無罪，社會各界也普遍肯定這次判決還給馬英九的清白，“高檢署”日前仍然決定上訴“最高法院”，希望“最高法院”能以終審機關的立場，對特別費做確認的法律見解，如此不僅形同檢察體系自廢武功，也反映檢察高層毫無擔當。
眾所皆知，馬英九的特別費案，從一開始就是民進黨為了減輕“公務機要費”案的傷害，並藉此醜化馬英九所炮製的政治性案件。檢方如果真有擔當，早就應該不起訴，或是在北檢與南檢意見不一時，就應該由“高檢署”做成統一見解，讓偵查標準一致；退一萬步想，至少在一審判決無罪時，就應該順勢而為，就此解決，以免繼續虛耗人力資源，造成社會不安。
社論指出，然而，檢方高層卻在明知“再辦下去沒意思”，也幾乎沒有任何翻案的可能性時，仍然執意上訴，其理由是，“高檢署”認為“行政院會議紀錄沒有證據能力”，因為那是相關機關向“行政院”提出的法律意見，而非：公務過程中基於觀察或發現而當場或即時製作的紀錄文書。可是，“主計處”既是特別費的主管機關，“法務部”又是“行政院”諮詢法律見解的承辦機關，如果他們在“行政院”院會中對“首長特別費”所做的法律見解，還只是“傳聞證據”而沒有證據能力，試問，誰的見解才有證據能力？
再者，“高檢署”列舉“定額統籌概算型費用於法無據且與行政機關函示不符”、“原判決強制行政習慣法效力”及“領據特別費是否屬個人的判決矛盾”等三項理由，認為“高院”判決將“首長特別費”，依領據列報：或單據列報的核銷方式區分為後者屬公款，前者屬實質補貼，得出被告在主觀上、客觀上不構成犯罪的結論，如此論斷的前提既有違背法令之處，以這個前提為基礎的論述，也都屬違背法令。
表面看來，似乎是法理之爭，問題是特別費性質的認定如果真有爭議，法令規定既不明確，依法利益應歸被告，檢方當初怎麼會起訴？起訴一再被判無罪後，又為何還提上訴？更重要的是，“高檢署”在上訴書中強調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違背論理法則、互相矛盾，真若如此，為什麼還要強調未來“最高法院”終局裁判的法律見解，檢方就會尊重、還會做為將來各檢察官偵辦同類案件的統一見解。難道“最高法院”的法律見解做出，“高院”的判決就不違背法令了嗎？
事實上，“高檢署”本身就有統一見解的職權，檢方內部意見分歧，“檢察總長”就應該約集檢察高層會商，做為處理類似案件的準則，那有檢方自已可以做，應該做，卻不做，而要“最高法院”去做統一法律見解？又那裏有檢察官上訴，只是要“最高法院”為地院及“高院”背書的道理？
顯而易見，“高檢署”不是為了解決特別費爭議而上訴，而是為了本身的面子，為了上訴而上訴，這種做法不只是推卸責任，而且也突顯檢察高層毫無擔當。平心而論，檢察官職司摘姦發伏，當然應該有確切的法律見解，如此纏訟多日，明知本案不應上訴，上訴也沒有實質意義，卻仍要上訴，非要等到“最高法院”作成定讞判決，才能偵辦和定出統一標準，無異使具有“司法官”身分的檢察官如同自廢武功。這樣踢皮球的作風，除了證明檢察一體毫無功能之外，更顯示檢察體系缺乏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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