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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時，蔣介石當面表示，希望能在南京與周恩來直接會商兩黨合作的事宜。中共中央注意到這一意向，周恩來的南京之行已在醞釀之中。可是，在張學良送蔣介石去南京被扣後，中共中央考慮到周恩來的安全，改變了原先的計劃。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澤東等連日給在西安的周恩來、秦邦憲發去電報：“此時則無人能證明恩來去寧後，不為張學良第二。”“恩來絕對不可去南京。”但是，中共中央仍對和平談判寄予希望，便改派潘漢年前往南京，並表明自己的態度：“周暫難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見蔣。”“共產黨在對內和平對外抗戰基礎上全力贊助蔣。”
第一次西安談判
1937年2月8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率中央軍進駐西安。蔣介石委派他為全權代表，後來又增派張沖和賀衷寒，參與在西安舉行的與周恩來的談判。中共後來也增派葉劍英參加。
顧祝同到西安的當天，會談便正式開始。顧祝同表示，紅軍可以在西安設立辦事處。當日，張聞天、毛澤東給周恩來拍來電報，提出談判中應要求將紅軍編制設為12個師，4個軍，以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為各軍軍長，4個軍編成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由朱德、彭德懷擔任；軍餉按中央軍待遇，或先每月接濟80至100萬元；如成立國防委員會，紅軍應派代表參加；國民黨保證不逮捕中共黨員，不破壞中共組織，保證中共對紅軍的領導。
顧祝同、張衝在會談中提出，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為特區；改變紅軍番號名稱，照國軍編制，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派政訓人員及聯絡員，其他地區遊擊隊改為民團。周恩來在會談中，將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交給顧祝同，希望國共兩黨能再次合作，共赴國難。雙方的會談雖然仍有分歧點，但還是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中共承認國民黨在全國的領導，停止武裝暴動及沒收地主土地，實行禦侮救亡的統一綱領。國民政府分期釋放政治犯，對中共黨員、中共組織不再逮捕、破壞，允許中共適時公開。（二）取消蘇維埃制度，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受國民政府指導，實施普選制。（三）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國民政府軍委會和蔣介石的統一指揮和領導。其他邊區部隊改為地方部隊。（四）中共派代表參加國民會議，軍隊派代表參加國防會議。（五）希望國民黨三中全會對中共提出的和平統一團結禦侮及容許民主自由的主張有進一步的表示。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後，與會的張衝準備返回西安繼續參加談判。臨行前，蔣介石召見張衝，並向他交了底牌：共產黨要等憲法公佈後公開；特別區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紅軍可以改編為3師9團，不可再加。張衝回到西安，代表蔣介石再與周恩來談判，轉述了蔣介石的意見，並介紹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情況，周恩來對會議通過的《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表示遺憾，保留將來聲明的權利。他還告訴張衝：中共目前無意參加政府，只要求參加國防機關。
自當日起至3月8日，周恩來與張衝會談6次。其間，周恩來還利用自己曾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多次與黃埔畢業生談話，並請中共中央派曾是黃埔一期生的陳賡來西安，同做黃埔係的工作，以利國共和談的順利進行。談判中，張衝的態度友善而又積極，他提出紅軍主力可編4個師16個團，另編兩個徒手工兵師，共6萬人。為使和談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他還建議中共通過在蘇聯的蔣經國做蔣介石的工作。
周恩來立即將張衝的意見向延安彙報。3月3日，張聞天、毛澤東即拍來電報，同意紅軍的改編意見，指出，現在談判的中心內容是，中共“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國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開始”。但是，當張衝的意見轉至南京時，蔣介石卻予以否決，只允許紅軍改編為3個師9個團。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研究了蔣介石的意見後，給周恩來指示，談判中仍以4個師為基準，如果蔣介石執意“堅持3個師時，亦只得照辦”，以表現合作的誠意。經過一個月的彼此交流、磋商乃至爭論，雙方的意向也逐漸趨於統一，正是在這個基礎上，3月8日，周恩來、葉劍英和顧祝同、張衝、賀衷寒再次坐下來，共同商討形成一個總結性的條文，並決定由周恩來負責文字的起草，這便是“三八協議”，其主要內容是：
（一）中國共產黨承認服從三民主義的國家和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徹底取消暴動政策和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運動；國民政府分批釋放監禁中的中共黨員，容許共產黨在適當時期內公開。
（二）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制度，將目前紅軍駐在地區改為陜甘寧行政區，執行國民政府統一法令與民選制度，其行政人員經民選推薦，由國民政府任命；行政經費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規定。
（三）紅軍取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及蔣介石的統一指揮，其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與國軍同等待遇，其各級人員由自己推薦，呈報軍委會任命，政訓工作由軍委會派人聯絡；將紅軍中最精壯者編為3個國防師，計6旅12團及其他直屬之工、炮、通信、輜重等部隊，在3個國防師上設某路軍總指揮部；將紅軍的地方部隊改編為地方民團或保安隊；紅軍學校辦完本期後結束；此外，在河西走廊令馬步芳、馬步青部停止對紅軍西路軍的進攻。
可是，這個協議卻因賀衷寒的修改而改變了內容，這便是：紅軍改編為3個師後，每師只能有1萬人，共3萬人，政訓人員由南京政府派人參加，各級的副職也由南京政府委派，取消“民選制度”，改“民選推薦”為“地方推薦”，甚至刪去了協議中的停止攻擊紅軍西路軍的條款等等。
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賀衷寒是要以紅軍西路軍困陷河西地區，而“束縛我們”、“脅迫我們”。認為在西安與顧、賀繼續談判，已經沒有實際價值，要求直接與蔣介石面談，以期問題的根本解決。中共中央書記處同意周恩來的意見。3月13日晚，周恩來會見張衝，提出將“三八協議”直接送達蔣介石的要求，表示：賀案是我們所否認的，但是，兩黨合作抗日和擁護蔣委員長的方針，不會因賀案而發生動搖。
第二次杭州談判
蔣介石接到張衝轉達的周恩來意見後，答應與周恩來在杭州會談。3月下旬，周恩來乘飛機前往杭州。抵達上海時，他抽空與宋美齡會晤，請她將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談判的十五條意見轉交蔣介石。宋美齡向周恩來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一到杭州，周恩來便在潘漢年的陪同下，與蔣介石進行談判。周恩來首先闡明中共對國共合作的立場，是維護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綱領，所以，絕不能忍受“投降”、“收編”的誣衊。談話重申中共十五項談判條件，並提出幾點具體的要求：
（一）陜甘寧邊區成為整個行政區，不能分割；（二）紅軍改編後人數須達4萬餘人；（三）3個師上必須設總指揮部；（四）國民黨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訓人員；（五）紅軍學校必須辦完本期；（六）紅軍防地須增加。
聽完周恩來的講話，蔣介石態度溫和，他說：中共有民族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幾個月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他還說，國共由於分家，致使十年革命失敗，造成軍閥割據和帝國主義者佔領中國的局面，國共兩黨要各自檢查過去的錯誤。接著，他又指出，希望這次合作是永久的，即便他死後，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內亂造成英、日聯合瓜分中國，因此，要商量一個永久合作的辦法。
在談到合作的具體問題時，蔣介石的口氣也比較爽快，他說：這些都是小節，容易解決。中共在幾個月後便可參加國民大會、國防會議；陜甘寧行政區可以是整個的，由中共推薦南京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職，中共派人任副職；紅軍改編為3個師，4萬餘人，可以設總指揮部；絕不派人破壞中共的部隊；糧食接濟定額設法解決。最後，蔣介石提到永久合作應有一個有效的辦法。周恩來表示制定共同綱領是最好的辦法。蔣介石同意並要周恩來立刻回延安，希望中共議出一個共同綱領。
周恩來杭州之行，取得成效，不管怎麼說，蔣介石總算在口頭上答應紅軍保持4萬餘人，承諾陜甘寧為一個統一的行政區。3月30日，周恩來攜帶同蔣介石聯繫的密電碼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開會議，聽取周恩來所做的關於杭州談判的報告，針對蔣介石的提議，決定起草一個永久合作的民族統一戰線綱領。會議期間，周恩來致電蔣介石：“歸膚施（即延安，作者注）後述及先生合作誠意，均極興奮，現黨中央正開會計議綱領及如何與先生永久合作問題。”
周恩來期待著再與蔣介石的談判，併為此做細緻的準備。他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下次談判的方案：“（一）我方起草一個民族統一戰線的綱領（以抗日十大綱領及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為共同基礎），包含國共兩黨及贊成這個綱領的各黨派及政治團體，共同推舉蔣為領袖。（二）我們提出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的草案，徵蔣同意，如蔣同意上述統一綱領及這一修改，我們可以答應贊助蔣為總統。（三）我們準備提出修改憲法的草案，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民主運動以影響蔣。（四）對其他具體問題，我們堅持在不妨礙蘇區實行民主制度及共產黨在紅軍中的獨立領導的原則之下進行一切談判。故對行政區的問題擬接受，紅軍改編以4萬5千人為定數，地方部隊另編1萬人，如此，除老弱婦女外，便無多餘精壯青年。（五）如基本上及具體問題上均能滿意解決，則我們擬以黨的名義發表合作宣言，以爭取公開活動，否則擬採取拖延辦法，待事態發展，以便促蔣讓步。”
這時，通過中共中央與史達林的交涉，蔣經國已從蘇聯回國。分別多年的蔣氏父子得以團聚，多少給正在進行中的國共談判增添了有利因素。周恩來抓住這一時機，給在西安的葉劍英拍去電報，指示李克農與張衝同去上海，面見蔣經國，讓他從中影響蔣介石。
中共中央認真研究了周恩來關於下次會談的方案，在4月20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就制定民族統一戰線綱領、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和選舉法等問題，進行了認真、慎重的討論。會上討論了由吳亮平起草的《關於禦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周恩來就綱領的細則做了詳細說明，指出，統一戰線必須承認中共的獨立性、國際性和階級性三原則。統一戰線的原則是：以共同綱領為行動的準則；建立聯合組織；在蔣介石承認此綱領的條件下，中共可承認他為領袖。關於聯盟的組織原則：凡各黨派各革命團體均可參加；聯盟中保持各組織獨立性，允許自由退盟等。
在延安的3個星期，中央政治局連連開會，就下一步談判的原則、策略，進行了認真的準備。25日，周恩來等乘車赴西安，準備南下再次與蔣介石會談。後因途中受阻，返回延安。第二天，又改乘飛機抵達西安。到達西安後，便與顧祝同、張衝等交換了意見。接著，又與顧祝同就軍事問題進行談判，商定紅軍的經費再給5萬元；紅軍夏衣在6月中旬發放；紅軍西路軍被俘人員已到蘭州的，可送西安或發衣被；中共將和南方各蘇區聯絡等。顧祝同均答應向蔣請示。
第三次廬山談判
1937年6月4日，周恩來上了廬山。此時，蔣介石正在廬山籌辦暑期訓練團。從8日到15日，周恩來同蔣介石進行了多次交談，宋美齡、張衝也在座。周恩來先將《關於禦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交予蔣介石。可是，周恩來卻發現，蔣介石雖然沒有推翻杭州會談，但是卻增加了一些附加條件，使談判難以進行下去。杭州談判時，蔣介石讓中共先拿出一個合作的綱領來，可是，當周恩來帶來中共草擬的綱領時，他卻漠然置之，另外提出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主張，故伎重演，還想將共產黨溶化于國民黨之中。其具體內容是：
“一、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幹部若干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量之幹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二、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後執行。關於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三、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合組之黨。四、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可與第三國際發生代替共產黨關係，並由此堅定聯俄政策，形成民族國家之聯合。”
蔣介石費盡心機，又提出：先由中共發表宣言，國民政府即公佈紅軍3個師的番號，人數為4萬5千；他推翻了杭州談判時的許諾，3個師以上不再同意設總司令部，而改為“設政治訓練處指揮之”，並且要求毛澤東、朱德離開紅軍，出國考察；對於陜甘寧邊區政府，仍然堅持中共推薦國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職，“邊區自己推舉副的”；至於南方遊擊隊問題，他提出應由中共聯絡，然後“實行編遣，其首領須離開”；對杭州所談“允許共黨適時公開”，則矢口不談，只是說中共可以派代表參加國民大會，但又“不以共黨名義出席”。
如此出爾反爾，變幻莫測，盡在周恩來的意料之中。他有針對性地回答說：所提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組織，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共中央後，才能做出決定；紅軍改編後不應設立政治訓練處，而應設總司令部或總指揮部；邊區政府的人事安排也是很不合理的。周恩來還同宋子文、宋美齡等會談，陳述紅軍改編後，3個師以上的統帥機關應以軍事名義，而不能以“政訓處”代替。對於這些帶有根本性的原則問題，周恩來與蔣介石爭執很激烈，分歧很大，雖經宋子文、宋美齡、張衝等往返磋商，蔣介石仍然固執己見，談判自然難以進行。
不久，周恩來返回延安，中共中央聽取了談判情況的彙報，研究了蔣介石的意見，但仍然準備顧全抗日大局，做出妥協和讓步。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周恩來負責起草談判新方案。這個新方案考慮到蔣介石的意見，“原則上同意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但要求先確定共同綱領，以便奠定同盟會及兩黨合作之政治基礎”。“同盟會組織原則，在共同承認綱領的基礎上，可同意國共兩方面各推出同數幹部組織最高會議。另以蔣為主席，承認其依據綱領有最後決定之權”。由於蔣介石提出中共應先發表宣言，所以，中共準備7月中旬發表宣言，“在宣言發表後，如蔣同意設立總的軍事指揮部，紅軍即待其名義發表後改編，否則即于8月1日自行宣佈改編，採用國民革命軍暫編軍、師名義，編3個正規師，共4.5萬人”。陜甘寧邊區于7月實行民主選舉，在張繼、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選舉一人任邊區行政長官，共產黨方面由林伯渠任副長官。
國共談判中，最棘手的問題是改編後的紅軍指揮部。蔣介石設想，紅軍改編後，國民政府將派去所謂政訓處，以取代軍事指揮部，並將毛澤東、朱德派出國外考察，讓改編後的紅軍失去核心，這樣，就使他所精心設計的改編真正成為收編。6月22日，周恩來致電蔣介石，專門談及軍事指揮機關的問題，表示中共可以再次讓步，改編後的紅軍可以政治機關名義指揮，但是，朱德應為這個機關的主任。時下，朱德不能離去，紅軍倘若改編，將有許多工作要做。同時，他告訴顧祝同、張衝：“朱德的去留影響極大，請向蔣進言，朱不離軍隊。”
這時，蔣介石決定召開廬山談話會，邀請社會各界名流共商國是。6月26日，南京方面來電催周恩來再上廬山，繼續談判。幾日後，南京方面又給延安來電，算是給周恩來致蔣介石電的回復：紅軍改編後只能設政訓處。中共中央為第四次談判做了認真的準備，讓周恩來負責起草國共《兩黨關係調整方案》，這個方案提出：國民革命同盟會可負責調整兩黨關係，決定兩黨共同行動事項，但不能干涉兩黨內部事務，兩黨均須遵守共同綱領，但兩黨又均保留各自的組織獨立性及政治批評和討論的自由權。7月4日，周恩來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7日，他們飛抵上海，也就在這天，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發生。13日，他們到達廬山，立即將《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交予蔣介石，表明重開談判的誠意和務實的態度。
第四次廬山談判
蔣介石的廬山談話會，所邀各界名流都有一席之地，卻唯獨將中共晾在一邊。上次廬山談判時，蔣介石提出中共應先發表宣言，可是，當《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送達時，蔣介石又予以刁難，以修改其中的一些內容為藉口，就是不願公開發表中共中央的宣言。儘管如此，中共中央仍把民族的利益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表示：“願在蔣指揮下努力抗戰，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同意擔任平綏國防。”
可是，蔣介石卻重新提出紅軍改編後，“各師須直隸行營，政治機關只管聯絡”，再也不提3個師以上的政治機關可以代行指揮權了。這種態度當然是周恩來難以接受的。第二天，周恩來致函蔣介石：“華北炮火正濃，國內問題更應迅速解決，其急者為蘇區改制與紅軍改編之具體實施。”同時明確指出，蔣介石的意見和態度與上次廬山談判，“出入甚大，不僅事難做通”，而且，“恐礙此後各事之進行”。
談判又成僵持局面，中共中央考慮到全民抗戰形勢的來之不易，仍是顧全大局，求同存異，張聞天、毛澤東來電指示：“為大局計，可承認平時指揮人事等之政治處制度，請要求設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戰時不能不設指揮部，以資統帥。”周恩來根據這一精神，就談判的問題草擬出12條意見，通過宋美齡轉交給蔣介石。這些意見的內容歸納起來就是：
國民黨中央公開表明贊同《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各報刊可公開發表；迅速發表陜甘寧政府名義，從張繼、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擇1人擔任正職，由林伯渠任副職，其範圍包括現在所轄18縣，其疆界請國民政府行政院和邊區政府劃定；國共雙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閩浙贛、閩粵贛、湘鄂贛等地聯絡與傳達國共合作方針，對南方紅軍遊擊隊實行改編；允許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週刊在全國發行；紅軍改編的具體意見。
但是，蔣介石對周恩來的12條意見，沒有任何回應的表示，還是堅持紅軍改編後不設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3個師的管理直屬行營；3個師的參謀長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轉達人事、指揮的安排，可以周恩來為主任、毛澤東為副主任。事實上，如果按照蔣介石的如意算盤，紅軍改編後沒有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一切聽命于蔣的“行營”，那麼不要多長時間，改編後的紅軍就會發生質的變化，再也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隊伍了。如此心懷叵測，周恩來當即嚴正表示：蔣對紅軍改編後的指揮與人事的意見，我黨絕不能接受。談判再次陷入僵局，周恩來等離開廬山到達上海。7月20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日軍進攻之勢已成，抗戰有實現之可能。”“我們決採取蔣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要求周恩來和林伯渠暫留上海，以觀察形勢的發展變化，等待重開談判。
隨著華北局勢日益危急，全民抗戰已成山雨欲來之勢。周恩來在上海注意到形勢的發展，致電張聞天、毛澤東，建議紅軍改編的工作應先行開展，不管形勢如何變化，須“立即自行改編3個方面軍、6個單位的統一組織，每個方面軍編足1萬5千人，獨立軍、師都編入，加強幹部，使各方面軍都能獨立工作”。27日，他們到達西安，當日在與蔣鼎文會談時，即得到蔣介石的口信：紅軍迅速改編，出動抗日。針對蔣介石的催促，周恩來讓蔣鼎文轉告蔣介石：紅軍同意改編，同意開拔，但是國民黨應立即發表《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
回到延安後，周恩來參加中央關於紅軍改編出動抗日的會議，決定：立即爭取西安行營的同意，將紅軍集中三原改編，編足4萬5千人，3個師以上設總指揮部（將來可讓步為軍部），朱德任正職，彭德懷任副職。7月29、30日，北平、天津相繼淪陷，蔣介石終於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聲稱：“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形勢急轉直下，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紅軍改編已是刻不容緩。周恩來和博古立即趕赴雲陽鎮，出席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召開的紅軍高級幹部會議，共議紅軍改編、出動抗日的問題，並同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商定紅軍改編中的編制、分佈、幹部配備等問題。
就在此時，葉劍英從西安拍來電報，告訴周恩來，桂系將領李宗仁、白崇禧，川軍將領劉湘將去南京，出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召開的國防會議。蔣介石、李宗仁這對生死冤家都能坐在一起，共議危亡之局，真可謂“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周恩來料想中共也將被邀參加會議，為了掌握團結抗日的主動權，他致電毛澤東、張聞天，提出中共應派人參加，爭取公開闔法的地位。果然，8月1日，毛澤東轉來張衝的急電：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速至南京共商國防問題。停頓下來的國共談判又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周恩來電復張衝：如開國防會議，則同朱德、葉劍英去；如係談話會，則同林伯渠、博古、葉劍英去。張衝立即復電，告訴是開國防會，望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南京參加會議。南京方面連日電文，其急迫的心情已是不言而喻。
第五次南京談判
在南京舉行的第五次談判，紅軍改編和出動抗日將是最突出的問題，周恩來對此做了認真的準備。8月4日，他和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懷、任弼時認真研究和討論後，向中央提出了《關於全國對日抗戰及紅軍參戰問題的意見》和《關於紅軍主力出去抗戰的意見》。第二天，周恩來便收到張聞天、毛澤東的復電，其中指出，紅軍擔負的是“獨立自主的遊擊運動戰，鉗制敵人大部分，消滅敵人一部”。“在一定地區內協助正面友軍作戰”。遵循“按情況使用兵力的原則，在此原則下，承認開拔兵力”。
周恩來和朱德等來到西安後，得知紅軍西路軍的1000多名被俘人員關押在西安，便立即派孔石泉前往了解情況。在確認情況屬實後，他立即前往西安行營，直接同蔣鼎文交涉，要求予以釋放。當天，便有30名西路軍幹部獲釋，接著又有210余人獲釋，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周恩來滿懷希望和信心。9日，周恩來同朱德、葉劍英飛抵南京。在南京期間，他們活動頻繁，多次與馮玉祥、白崇禧、劉湘和龍雲等會晤，處於秘密狀態的共產黨，在經歷十年風雨後，終於得以公開活動。
在國民政府軍政談話會上，周恩來再次闡明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抗戰的方針意見，指出，當前戰爭中，必須培養出可以獨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禦上，不可以停頓于一線及數線的陣地，而應當由陣地戰轉為平原與山地的擴大運動戰。另一方面，則要採取遊擊戰。朱德也做了發言。他們的意見，獲得與會者的好評，對於國民政府制定全國抗戰的戰略方針，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可是，在討論國共合作的具體問題上，蔣介石仍然挑刺，提出種種非議，為7月間就交予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他一直不予發佈。當周恩來重提此事時，他讓康澤出面對周恩來說，中共的宣言不宜提“民主”，應一律改為“民用”；要取消對民族、民權、民生的解釋；不同意提同國民黨獲得諒解而共赴國難等。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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