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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20日上午，李家熾（右一）與沈粹縝看望病危的宋慶齡。
1981年5月29日，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在北京逝世。一瞬間20多年過去了，當年“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八人臨時小組成員，如今唯有一人健在，他就是81歲高齡的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上海宋慶齡研究會顧問李家熾先生。他的回憶向世人披露了當年執行宋慶齡遺囑的有關內情，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彌足珍貴的史料。
胡耀邦批示同意鄧穎超起草的“辦法”
李家熾先生在1985年離休前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負責處理宋慶齡寓所和孫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務，深得宋慶齡的信任。
1981年5月中旬，宋慶齡病危，中央內部成立治喪工作小組，上海方面由李家熾參加。6月3日，宋慶齡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6月4日，李家熾隨中央派的專機送宋慶齡骨灰到上海，在萬國公墓(今宋慶齡陵園)安排處理好宋慶齡骨灰安葬儀式後，又重返北京，繼續參與處理宋慶齡的後事，住在北京飯店。據李家熾回憶，6月15日，中央辦公廳打電話給他，說下午3時要送一份急件給他。有關同志專程送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高登榜的一封急件。信封上寫著“急送北京飯店中樓5051號房間上海機關事務管理局李家熾局長親收”，落款是“中辦高處
571號”。他並不清楚信的內容，當他急切地拆開信封，內有高登榜的一封便函，內容是這樣的：
家熾同志：
送上鄧大姐關於《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報告(複印件)一份，請收閱。
又及：此件據述周同志說他未看過，請給他看一下，謝謝。15/6
敬禮!
高登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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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講的“述周同志”，即宋慶齡秘書杜述周。
李家熾至今保存著高登榜的信和鄧穎超關於《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報告的複印件。他回憶道，報告是由鄧大姐在參加上海宋慶齡骨灰安葬儀式返京後起草的，看筆跡應是她的秘書趙煒同志謄抄後，于1981年6月10日報送胡耀邦批示。胡耀邦當天就批示“同意”。6月14日，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宋任窮也批示“我完全贊成”。
《辦法》究竟有哪些具體內容呢?據李家熾先生介紹，《辦法》共有六點內容：
第一，《辦法》明確由有關的同志組成臨時小組。
第二，臨時小組由“高登榜、汪付(副)局長、李付(副)局長、杜述周、沈粹縝、童小朋、廖承志、鄧穎超八人組成，由高登榜同志召集會議”。
第三，小組任務是“只作原則的決定，具體處理，由北京、上海兩地有關的機關及同志執行”。
第四，遺囑中凡贈款贈物，除應交國家及擬展出的交由有關機關執行外，均照遺囑執行，遺書只告接收的人員閱看原件有關部分。
第五，鄧廣殷(廖承志表兄鄧文釗之子)已有聲明，所贈書籍，不接收，交公處理。
第六，北京、上海住宅原則保留，建議由中組部、統戰部、文物機關議處後分別報中央和上海黨、政領導機關批定。
李家熾先生解釋說，當時報告中並無“八人小組”的稱法，對其他7名成員，他都熟識，有過工作接觸。其中汪志敏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沈粹縝是鄒韜奮夫人、中國福利會秘書長，童小朋是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廖承志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央對臺工作負責人，鄧穎超是全國政協主席。在8人中，鄧穎超的職位最高，但在名單排序時，鄧穎超把自己放在最後，這充分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風亮節。
李家熾在收閱報告後，及時把有關情況向上海的黨、政領導作了彙報，市領導的意見非常明確：照中央決定辦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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