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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國時報》今天發表評論文章說，“轉型正義”是台灣最近常見的討論話題，所探究的主軸是如何面對、處理或矯正過去威權體制在政治社會乃至文化層面的遺緒。這確實需要有識之士嚴肅以對；尤其應該注意避免一項基本的思考盲點，那就是假設威權體制業已隨著政黨輪替而終結，誤認“威權體制”是與特定的政黨而非政治權力的濫用相連結。因為，轉型正義所要處理的一個重大難題，正是在正義轉型期間掌握政權的個人或政治勢力，不僅整套複製既有威權政治文化的遺緒，更在民主業已轉型的表像之下，繼承了濫用權力的習性與風格，使得轉型正義難以實現。
陳水扁日前接見外賓，以“轉型正義”為由，說到如何處理不適任的法官與檢察官的問題，以東德淘汰了五成以上的法官與檢察官為例，對照台灣未做相同的處理，以為台灣很難避免法官、檢察官及調查員因政治因素或選舉考量，而介入、影響甚至企圖左右各黨總統候選人未來的競選活動。陳水扁的話語，立即引起“司法院”、“檢改會”、民間司改會以及“司法”界人士的反應，普遍皆認為發言不當。審、檢、調機關各自重申，“司法”人員不該也不會動用手中的權力干預“大選”；有人呼籲陳水扁慎言，不要模糊其詞，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依我們看來，陳水扁的不當發言，恰巧出現了“轉型正義”裏不容忽略的思考盲點：即民主轉型期中的掌權者，也依舊可能延續威權政治中的濫權遺緒。
陳水扁的發言，表面上大義凜然，骨子裏卻令人不寒而慄。依照其發言邏輯，台灣似也該淘汰不適任的法官、檢察官，而意在言外的淘汰指針，似乎就是要看哪些法官、檢察官介入影響“總統”選舉？接下來，正在處理或審判“大選”候選人相關案件，還有足以影響選情、動見政治觀瞻等重大案件的法官、檢察官們，豈不就是淘汰指針所要觀察的對象？問題是，誰有權力運用特定的淘汰指針指認併發動淘汰“不適任”的法官、檢察官？陳水扁所暗示的淘汰指針，難道不是在以吳淑珍案、馬英九案、謝長廷案、陳菊選舉案中的法官或檢察官為對象，告訴他們，如果處理或審判的結果不令當權者感到滿意，他們就會是轉型正義旗幟下遭到淘汰的法官與檢察官？
陳水扁雖已處於政治跛腳的位置，但是由於執政黨極度看重“總統”職位的分量，他在未來的“大選”中，顯然仍是舉足輕重的政治影武者。加上尚屬現在進行式的“公務機要費刑事案件”，陳水扁在吳淑珍案、馬英九案、謝長廷案、陳菊案……中，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利害關係人，甚或間接當事人，利用“轉型正義”的題目，從事含沙射影的發言，已經不只是應回避而不回避的利害衝突問題，也不能只問領導人在接見外賓時是否欠缺了對於“司法”應有的尊重，而是涉及是否利用其身份及權勢地位干預甚至恫嚇“司法”了。一位“執政者”，利用“總統”選舉的案件關聯性，對於“司法”人員提出淘汰說，有沒有威脅“司法”獨立的顧慮，不也正是轉型正義論述所該關心的話題？
政黨輪替之前的威權時代，“司法”的信用不彰，原是民主體質孱弱的社會現象指針。當年“執政黨”自詡是法院的經營者，許多人可能依舊言猶在耳，也就因此以為“司法“之中尚有昔日的威權餘孽存在。但是，政黨敢於號稱”“法院是我黨所開”，原因不在它政黨的名號，而是在它“執政”的位置。有政治本錢經營法院的只能是“執政黨”，不會是“在野黨”，所以重點是誰在“執政”，不是那個政黨。
轉型正義要避免威權政治再度扭曲“司法”，必須針對兩種對象，一種是新的“執政者”，確保他們不會繼續伸手干預“司法”的前朝文化，他們也許不再明目張膽地經營法院，但是新的“執政者”如果本著深怕“法院不是本黨的地盤”的心態，以法院不利“執政者”的判決作為政治上聲討法院的根據，其實也與戕害“司法”的威權文化餘孽，相去無幾。另一種對象則是“司法”體系之中與現代“司法”體質格格不入的不適任人員。但是，如何區別甚或淘汰不適任“司法”人員，不該由“執政者”決定，也不該是直觀式的使用政黨的標籤進行順昌逆亡的聲討，而必須要以人權保障的“司法”正義實現程度，做為觀察尺規，由政治勢力讓出適當的空間，透過審議式民主的社會對話，引發“司法”體系自覺自發性的體質改良。
“執政者”若是打著轉型正義的旗號，表面上不分青紅皂白，對“司法”做出泛餘孽指責，骨子裏卻企圖形成“司法”內部的寒蟬效應，在司法審判具體案件的結果上獲取選舉政治利益，那將是轉型正義的悖論與背反，不過是另一次踐踏“司法”獨立的惡劣權力示威舉動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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