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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作為孫中山的特使，蔣介石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對蘇俄進行了長達3個月的訪問。長期以來，由於種種原因，這次訪問的具體情況人們知之不詳。近年，隨著俄羅斯對前蘇聯檔案的解密，有關蔣氏訪蘇詳情逐漸洗去70多年的歷史塵封，浮出水面。
最初的訪問：蔣介石的雙手因為激動而顫抖
蔣介石1923年8月啟程往蘇俄時，對蘇俄帶著一種敬慕和嚮往的心情。十月革命後，他學習俄語，撰寫介紹俄國勞農政府的文章，對新興的蘇俄國家表現出很高的熱情。年初，在得悉孫中山即將派使團赴俄時，更表示如不允其訪俄，則再沒有什麼事適合他做了。
其實，有了永豐艦上的經歷，再加上身邊軍事人才匱乏，孫中山考慮赴俄的第一人選也正是蔣介石。7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給越飛等的信中談到：人們把蔣介石看作孫最優秀的將領之一，他從不爭地位，也從未參與權柄之爭。這雖不盡屬實，卻代表了當時的輿論傾向。正由於此，孫中山才會通報蘇方，以蔣為“全權代表”。
7月中旬，蔣介石到上海，為出國做準備。8月16日，在陳潔如依依不捨的目光中，蔣率代表團一行四人乘神田丸號踏上赴俄的旅程。在大連換乘火車後，經十幾日旅行，9月2日抵達莫斯科。
抵俄後最初的一些日子，除與蘇俄領導人見面外，代表團到紅軍團隊、工廠、農莊中進行了參觀。蔣介石日記中對紅軍“上下親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蘇俄方面負責陪同的官員在給上級的絕密報告中如此描繪蔣參觀紅軍團隊後發表講話的情況：“情緒很高，也很激動，看來，他講話時充滿著強烈而真摯的感情。他在結束講話時幾乎是在吼，他的雙手在顫抖。”把文件記載的蔣當時談話情況和其日記相對照，應該說，蔣當時的讚譽之詞雖然可能有些做作，但確也不乏真心。
事實上，蘇俄方面始終在觀察著蔣介石，9月，俄方的兩份秘密報告中對蔣作了如下評價：“蔣介石……在中國，以最有教養的人之一著稱。他對我們紅軍中的政治工作以及紅軍的裝備很感興趣。”“蔣介石坦率，彬彬有禮，有些客氣，但很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感情和印象，他喜歡作總結。……代表團成員，特別是蔣介石，在軍人當中有點直言不諱，也不採取足夠的防範措施。他們遵循的習慣和提出的問題說明他們是軍人。”
看來，雙方最初的印象都相當不錯，但是，正像一見鍾情的愛情常常隱伏著危機一樣，蔣介石和蘇俄的蜜月似乎也未能建立在充分認識的紮實基礎上。
因為神經緊張，蔣介石一度要求去療養院療養
蔣介石對蘇俄方面的不滿，從其日記看，最初起于10月10日他對莫斯科中國留學生演講時，有留學生批評他過於宣傳孫中山，有個人崇拜之嫌。這一批評立即觸動了蔣介石的敏感神經，使他作出“損人利己之徒，誘引青年，自植勢力，而不顧黨誼”的判斷，對蘇俄多出一份戒心。應該說，當時留學生的批評還是比較溫和，蘇俄方面也確不應為此負直接責任，但蔣心中仍留下一絲抹之不去的陰影。“因以中國青年自大之心，及其願為外人支配，而不知尊重祖國領袖，甚為吾黨懼焉。”
如果說，雙方的這次嫌隙主要是由於蔣介石的狹隘和猜疑造成的，那麼接著而來的不快，責任則主要在蘇俄方面。外蒙自世紀初由沙俄策動獨立後，一直是當時許多中國人的一件痛事。1912年，蔣介石主編《軍聲》雜誌時，專門撰寫過《徵蒙作戰芻議》、《蒙藏問題根本解決辦法》，主張武力平定蒙、藏叛亂。這次到蘇俄，蔣期望新政權能對蒙古問題有所交待。
他一方面向俄方提出在烏蘭巴托以南地區建立一支國民黨新軍的計劃，含蓄表達出中方對蒙古的宗主權，另方面于10月下旬直接與外交人民委員齊切林會談，希望蘇俄放棄對蒙古的操縱，但雙方在此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無結果而散”。11月16日，臨回國前不久，他又致函托洛茨基，提請俄方注意：“華人懷疑俄國侵略蒙古一點，務為注意”，結果也並無下文，相反托洛茨基在與代表團會談時，隱晦而又不失強硬地反駁道：“國民黨可以從自己國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發起軍事行動”。
所有這些，的確使蔣介石產生了一定的緊張和不滿情緒，俄方文件寫道：“由於神經緊張、過度勞累等原因，蔣介石一再要求送他去療養院休養兩周。”
軍事支援的承諾，或許是蔣唯一的安慰
演講風波和蒙古問題還不是蔣介石為之擔憂的全部。11月1日，齊切林致函季諾維也夫並轉史達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指出蔣介石已經“神經過敏到極點，他認為我們完全不把他放在眼裏。”不被放在眼裏，這才是蔣介石最為光火的。
齊切林的信中提到，蔣到俄後，只有他本人和斯克良斯基（實際還有魯祖塔克和加米涅夫）與代表團有過接觸，代表團有遭冷落之嫌。自然，齊切林所感覺到的，當事人蔣介石更有切身體會。而且，蔣介石更為不快的，是蘇方對其提出的軍事計劃反應也頗為冷淡。
蔣介石提出的軍事計劃除前述準備在蒙古和西北地區建立新軍，開闢新戰場外，還有他最為關心的軍隊訓練問題。蔣希望俄方能派出一些軍官，到廣東幫助訓練中國軍隊，但蘇俄方面的意見正相反，希望國民黨方面派出學員，到蘇俄境內進入由俄方設立的軍事學校學習。這樣的結果，蔣介石當然不會滿意，因為這意味著軍事教育主導權將掌握在蘇俄手中。
練就一支自己的軍隊，一直是蔣介石夢寐以求的，早在1921年，他就談到：“如弟駐省或駐韶練兵，而不引起某部注意，則準備于半年之內，練成一支勁旅，參加中原劇戰也。”舍此而外，“如欲有所效力，則終久不能達期目的矣。”1923年臨出國前，他再次表示：“如欲善用弟材，惟有使弟遠離中國社會，在軍事上獨當一方，便宜行事，則或有一二成效可收。”可見，蔣介石辦學練兵的願望是多麼迫切，而他訪俄的一個主要目標也正在於期望得到蘇俄的餉械援助。
因此，蘇俄在軍事援助上的含糊態度使蔣介石深感失望，直到齊切林信發出，蘇俄方面態度終於發生一些變化。11月13日，代表團再次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總司令加米涅夫見面。會談中，蔣要求，蘇方應向廣州將開辦的軍事學校增加派出人員。
對此，斯克良斯基回答：“開始需要進行一次試驗。如果成立所設想的50人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麼革命軍事委員會不反對增加派出人員。”雖然口氣仍然很含糊，但終於是答應了支援在廣州開辦軍校。據俄方文件記載，蔣介石一走出斯克良斯基的辦公室，斯氏就說：“不要張羅療養院、醫生等事了，因為他自我感覺好多了”。從會談文件看，蔣介石唯一可以略感慰藉的，其實也只有上面這幾句話。
代表團內部衝突，俄方說，代表團內部在打仗
11月29日，代表團結束在俄訪問，由莫斯科啟程回國，12月15日晨9時，抵上海。蔣隨即“往會潔如”，放鬆在青春美色的溫柔鄉中。與此同時，代表團中的國民黨左派人物沈玄廬卻往見瞿秋白，向瞿氏詳細通報了代表團的情況。次日，瞿秋白與鮑羅廷有一次長談，詳細描述了沈玄廬談到的代表團情況：
代表團內形成了兩派，他和張太雷是一派，蔣介石和王登雲是一派。……他們會見托洛茨基時，托洛茨基對他們說，現在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政治上和宣傳上，並著手做黨的組織工作。即便我們給很多錢，給予軍事支援，“你們還是會一事無成”。談到蒙古問題時，托洛茨基說，蒙古希望獨立。如果你們想同它建立統一戰線，你們應該把它視為兄弟，並說你們不想主宰它。
這次談話後蔣介石很生氣，說托洛茨基在騙他們。如果蒙古想獨立，那需要我們承認，需要我們給予它獨立，而不是它自己承認自己。這些話他們是在代表團內部講的。沈也生氣了，他們發生了口角，差一點打起來。外交人民委員會裏有人說，中國代表團內部在打仗。
由於對蘇俄的失望，蔣對訪俄報告也毫無熱情，回國途中，他“制《遊俄報告書》，旋作旋輟”，煩躁心情可見一斑。回滬後，經過與陳潔如的短暫溫存，他又返回溪口老家，為亡母過“六旬冥誕”，祭拜母墓，並悠遊山間。只是在孫中山一再催促下，他才于1924年1月中旬抵粵向孫中山復命。
關於蔣介石訪俄後的觀感和真實想法，蔣本人事後有過多次說明，但最早的說明還當數1924年3月他給廖仲愷的信。他在信中寫道：
（對俄）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應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于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決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蔣介石這些話，應該說，並非全為無稽之談，不過，就在說過這番話之後不久，他即回到廣州，出任黃埔軍校校長，而軍校的創辦，又和蘇俄的援助密不可分，他本人也一度被認為是親俄的左派。可見，事實與主義之別，不僅僅表現在蘇俄方面，蔣介石本人也未始能真正做到表裏如一。
就代表團使命看，蔣介石出訪蘇俄，說不上是成功，但對蔣介石個人而言，畢竟改變他命運的軍校生涯，和這段出行還是密不可分的。也許，在蔣介石內心中，這段出行的記憶會是十會複雜的吧。（轉自：中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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