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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覽湖湘文化古今發展變化的脈絡及其豐富內容，通過對其層壘 積澱的透視，可以發現它大體上具有如下幾方面的特徵：
一是湖湘文化的政治意識極為強烈。從宋代湖湘學派創立時起便已形成的經世致用的學風在湖南士人中代代相傳，它強調理論聯繫實際，尤其注重解決現實中的實際問題。故此也就造就成了湖湘文化中的政治意識極為強烈的現象。特別是到了近代，這種現象更加明顯。可以說，近代湖湘文化各個層壘上的代表人物，無論是進步的還是守舊的，都說得上是相應階段上的政治活動家。他們在理論上、實踐上實行的都是"學與政兼"，甚至完全使學從屬於政。戊戌時期，湖南時務學堂的學生對立志要作務實篤行、經國濟世的政治幹才。第一批招取的40名學生中，在短短的10餘年裏，有大半死於國事，于中國政治有重大影響的就有蔡鍔、范源濂等10余人。
二是湖湘文化中的愛國主義傳統尤為突出。最早在湖湘大地奏響愛國主義樂章的是屈原。繼為賈誼。此二人雖不是湖湘本土人士，但他們忠君愛國、憂國憂民的動人事跡，以及遭讒被逐的共同遭遇，卻深深地感動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人民。在宋代，特別是南宋，湖湘文化中的愛國主義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一些湖湘學者運用儒家的"華夷之辯"的理論，堅持抗金、抗元主張，反對妥協投降。二是許多湖湘士人還直接投身到抗金、抗元的第一線。到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的愛國主義精神集中體現在王夫之身上。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他早年舉兵抗清，後兵敗返鄉，遁跡鄉里，陋居山洞，誓不降清。
進入近代，隨著西方列強侵入中國，民族矛盾急劇上升，湖湘文化的愛國主義傳統更加發揚光大。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近代湖南士人幾乎都將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當作自己的神聖職責與使命。其次，近代湖南士人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煥發出了一種百折不撓和勇於獻身的奮鬥精神。再次，近代湖南士人為了最終達到挽救國家民族威望的目的，注重把抵制外國侵略與學習西方有機結合起來。湖南人不僅最早提出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也最早提出學習西方的政教制度。在這一方面，郭嵩燾與曾紀澤是先行者。湖南新政運動中所取得頂各項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嘗試。在學習和宣傳以及實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時，湖南人中不僅出現了楊毓麟、陳天華、章士釗等一大批文字宣傳家，而且也出現了為民主共和的實現而浴血奮戰的實干家，如黃興、宋教仁等。袁世凱復辟帝制，奮起捍衛共和成果、護國討袁的是湖南人蔡鍔。當民主共和被後來的軍閥政客偷梁換柱，僅僅變成一塊空招牌時，毛澤東、蔡和森等一批湖南志士又乘時而起，他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轉而以俄為師，把反帝愛國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結合起來，把愛國主義發展到了嶄新階段。
三是湖湘文化中蘊藏著一種博采眾家的開放精神與敢為天下先的獨立創新精神。"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就在於它具有博采眾家的開放精神。這種文化交融主要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其一是與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交融。其二是與不同地域文化之間的交融。這裡講的不同地域，既包括湖南內部頂不同地區，也包括湖南以外的國內其他地區。其三是與不同學派之間的交融。楊昌濟曾坦言："余本自宋學入門，而亦認漢學考據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門，而亦認陸王卓絕之識。"他甚至以子思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為號召，希望"承學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萬派爭流，終歸大海。"楊氏的這種認識和主張，充分表現了湖南文化頂開放精神。其四是與外國文化之間的交融。明末清初，大批耶酥會士來華，在傳教布道的同時，也傳授了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到了近代，曾國藩首倡清政府派遣出洋留學生。戊戌期間，譚嗣同等人擺脫傳統束縛而大力提倡西學，甚至樊錐、易鼐等人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黃興、宋教仁等人探索民主革命的救國道路，易白沙、楊昌濟、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對於湖南新文化運動方向的探索，以及毛澤東等人後來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嘗試等等，都蘊含著博采眾家、廣為交融的開放精神和獨立奮鬥、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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