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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是一種地域性的文化。身在其中的湖南人，都無不深受她的影響，接受她的洗禮，從頭到腳、從裏到外打上她的烙印。對於許多湖南人來說，他們都因有這一文化的深厚底蘊而驕傲，而自豪。正是有了這一文化的熏陶，那些走南 闖北的湖南人，才能演繹出自己光芒的人生，併為世人所敬仰，從這一意義上說，湖湘文化又超出了她的地域，成為了中國乃至世界所關注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為以儒學文化為正統的省區，被學者稱為"瀟湘洙泗"、"荊蠻鄒魯"；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荊楚文化。這兩個淵源分別影響著湖湘文化的兩個層面。在思想學術層面，中原的儒學是湖湘文化的來源，岳麓書院講堂所懸的“道南正脈”匾額，顯示著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學正統。從社會心理層面，如湖湘的民風民俗，心理特徵等，則主要源於本土文化傳統。這兩種特色鮮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組合，導致一種獨特的區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討研究湘學者，能發現湖湘文化中的儒學正統特色，無論是周敦頤、張南軒，還是王船山、曾國藩，他們的學術思想、學術追求，都是以正統的孔孟之道為目標；而考察湘人者，則更會感覺到荊楚山民剛烈、倔勁的個性。當然這兩種文化組合是相互滲透的：湘學的學術思想總是透露出湘人那種剛勁、務實、敢為人先的實學風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質，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煉，故而能表現出一種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昇華。如曾國藩在自我人格修煉時追求的“血誠”、“明強”，常使我們體味到這種二重文化組合的妙處，"誠"、"明"的理念均來自於儒家典籍和儒生對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強"的觀念又分明涌動著荊楚蠻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國藩組建的湘軍，其成員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國藩既看中了他們的質直、剛勁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們學習儒家道德和文化修養，體現了他對這種二重文化組合的自覺運用。
三重演進與湖湘文化的因緣。湖湘文化形成于兩宋以後。歷史上，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一塊"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荊蠻之地。那麼，在這塊"四塞之地"上如何會形成以中原文化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兩宋之時，中國文化發生了三項重大演進，這三重演進對湖湘文化的興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繼先秦、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之後，兩宋時期興起了理學文化思潮。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思潮，理學的主要特點在於對傳統思想文化的綜合。它以復興儒學為旗幟，要求重新解釋儒學經典，力圖使儒家文化在新的歷史時期得以振興。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綜合了佛、道兩家的宇宙哲學和思辯方法，將其補充到儒家學說中去，將儒學發展為一種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體系。由於理學能夠振興儒學，發展儒學，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需要，故很快成為了一種站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直至延續到晚清時期。
魏晉以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均在北方。代表中國文化主體的中原文化本來產生於北方，自東晉以後到兩宋之時，中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南移，而文化也隨之南移。特別是由於北方的一些遊牧民族不斷地騷憂，出現了兩晉的永嘉之亂、唐代的安史之亂、宋代的靖康之亂，致使中原地區戰火不絕，這迫使中原人士紛紛南下。於是，向來居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開始下降，而南方在經濟、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到兩宋之時，南方的經濟、文化十分發達，已經超過了北方。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亂以後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從事文化教育活動，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為文化最發達的地方，產生了許多著名的學派、建立了許多著名的書院。
兩宋時期中國出現的一個重要的學術現象，即儒學演變為一個個具有地方特色、歷史傳承的地域學派，這便是所謂的"儒學地域化"。兩漢時期儒學亦很鼎盛，但興盛的契機是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代儒學就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國家意識形態。根本上來說，漢代儒學是一種統一的儒學。宋代復興儒學的思潮則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學術文化思潮，它不是通過中央或地方官學，主要是通過地方的書院來開展學術研究與傳播。一批批立志於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識體系的新儒家學者集聚于各個地域的不同書院中，潛心著述、授徒講學。於是，一個個具有各自學術傳統、思想特色的地域學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時期，有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二程兄弟的洛學；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閩學、胡氏父子及張栻的湘學、陸九淵的象山學等等。
理學思潮的興起，標誌著一種更具有綜合性的新儒學的文化形態出現，又由於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學地域化，必然使這種以儒家為核心、綜合釋道的文化形態在南方繁衍、發展。最終，中國文化的這三重重要演進促使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地方學術形態-----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並在日後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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