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聶國鈞
我家有一隻紫砂壇，原本是母親腌制白花菜、蘿蔔幹之類用的，現在被安放在會客廳的陳列架上，享受著文物待遇。客人來訪都要仔細將它考量一番，像研究古董似的。每當我看著它，也就自然地想起了祖國寶島—台灣，心裏充滿著深切的思念。
那是一隻普通而別致的紫砂壇。說它普通，粗看起來與一般陶壇沒有什麼兩樣，腹大口小，表面燒了一層淺黃色的釉子。壇高和腰徑都是25釐米，底徑12釐米，口徑9釐米。說它別致，壇的質地不是陶土而是紫砂，其表面有四幅台灣名花“蝴蝶蘭”圖案，圖案之間夾有四個條幅—“一定解放台灣”、“收回祖國領土”、“五一陶器社造”、“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
如今50多年過去了，那只壇擦舊如新，花紋圖案清晰可見，除了一點不應該出現的裂痕之外，再也沒有什麼改變。
我與“壇”算是同齡，它隨我一同走到今天，結下了非同一般的感情，還不時引起我對台灣的嚮往。孩提時代，我經常把壇當做玩物，邊擺弄邊認字，口裏念著台灣，心裏想著台灣。在我朦朧的印象裏，那時候不是為了別的，只是因為想吃幾口那裏又香又甜的甘蔗。中學時代，壇成了我的好夥伴，幫我度過了困難時期。在那個“以糧為綱”的年代裏，物資極度貧乏，每天能吃上青菜也非易事，我帶米在學校食堂搭夥，就靠著它盛滿腌菜管上一週，週末再背著它回家備菜。條件儘管艱苦，但學習蠻充實。我有時扒在《中國地圖》上找到台灣版圖，一盯就是半天，好像找到了一個失散多年的兄弟，流露出一種說不出的牽掛。那種神態，活像一個缺乏營養的孩子躺在媽媽的懷抱，看著人家無媽的孩子哭叫時的一種滿足和自豪。當時我的心裏，擔心的就是台灣同胞仍然在白色恐怖中忍受煎熬。恢復高考制度後我上了大學，學地理，談歷史，壇也就自然地成了我盼望台灣回歸的一種寄託。隨著兩岸關係的改善，我對台灣有一種特別的情感，對台灣的風土人情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喜歡聽鄧麗君的歌，看瓊瑤的書，還喜歡阿里山的姑娘，日月潭的風光……台灣這個寶島在我腦海裏變得更加令人神往。我囑咐母親一定要將壇保管好，對母親說，現在時代不同了，對台灣要實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不能再說“解放台灣”，更不能因
“解放台灣”的字眼傷害臺胞感情，影響台灣回歸。母親聽罷，連忙找來一條舊麻袋將壇包得嚴嚴實實，收進了大櫃底下的夾層。
我參加工作後，年邁的母親將壇子從鄉下帶進了城，用舊毛衣裹著藏進了她的床底。一天，我問及壇的去向，她才拿出來，鄭重其事地交給我，像移交傳家寶似的。自此，壇成了我的一件十分珍貴的文物，再也沒有離開過我。為了“呵護”好它，我設計好尺寸，特地請木匠打了一個木箱，箱內置入碎紙，將壇塞得穩穩噹噹的，放進了儲藏室。後來，我家搬了新居，在客廳的陳列架最顯眼的位置上，放著的就是那只紫砂壇。每當有人問：“為什麼要把這壇子放在陳列架上？”我會欣然地告訴他，這個壇是真品，價值連城，圖文並茂，意義深遠，它是大陸同胞盼望台灣回歸的歷史見證。其圖案叫蝴蝶蘭，是台灣名花，花型別致，亭亭玉立，慧外秀中，高貴典雅，不愧為當今花卉中的“新貴”；條幅所留下的是時代烙印，反映出大陸同胞與台灣同胞的骨肉親情和收回祖國領土的堅強決心。母親沒文化，對我的介紹不那麼在乎，也似乎聽不懂，但她的解釋樸實有趣，耐人尋味。一次客人問她，她摸著壇口回答：“你看，這壇（團）這圓，團團圓圓，盼祖國團圓唄”。我在一旁聽了發愣，原來母與子的心是相通的。
就因為這些，我時常想起那個紫砂壇，想起它就像想起了久別的兄弟，心裏充滿了對台灣的深切思念。圍繞這種思念，我時常夜不能寐，思緒萬千：台灣本來是祖國領土的一部分，兩岸人文相通，經濟相融，血脈相承、同根相連。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就像那個紫砂壇一樣，不能因為那麼一點裂痕的存在，就否認整個壇的存在；更不能因為有那麼一點裂痕，就可以把裂出部分說成是整個壇。
願海峽兩岸的“裂痕”早日得到修復！願寶島台灣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
—記一隻紫砂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