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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獨立觀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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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當選後,台灣問題一度成為中美博弈的熱點。從拋出“一中交易”論、打破常規與蔡英文通話,轉向表態堅持“一中”政策,這是特朗普作為美國最高執政者,面對內外複雜局面和壓力、權衡各方利益的必然選擇。當“一個中國”政策不成為“問題”後,面對戰略互信考驗和諸多亟需協作應對的全球性問題,中美兩國元首會晤水到渠成。

     從“習特會”的對外新聞稿和官方公佈的成果來看,中美元首會晤的重要議題包括:各自治國理念和正在推進的內外優先議程,中美關係發展方向和原則,雙邊合作優先領域和機制,北韓半島核問題等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雖無明確提到台灣問題,但事實上中美元首就台灣問題進行了專門溝通。“習特會”後不久,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接受專訪時談到,兩國元首會晤和雙方團隊會談中就中美關係中的根本性問題,包括台灣問題,以及其他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溝通,為雙方討論其他問題奠定了良好基礎。這顯示,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基礎和前提地位,正是因為在“一個中國”政策上形成了基本共識,“習特會”才能如期舉行,中美關係才實現了平穩過渡和良好開局。另一方面也表明,台灣問題在當前是穩定可控的,不在中美兩國首腦急需討論解決的議程。

  美國對台灣當局支援程度的變化,取決於美國當政者對美國利益所受影響的判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視台灣為冷戰的重要環節,是其在遠東構建的“遏制共產主義擴張軍事包圍圈”的“不沉的航空母艦”,以美臺“共同防禦條約”為標誌,台灣作為美國全球博弈的“戰略籌碼”地位作用突出。七十年代,為聯中對抗蘇聯的全球擴張,美方在接受“一個中國”政策和對臺“斷交、廢約、撤軍”三原則的基礎上,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但與此同時,美國通過“與台灣關係法”等,仍堅持把台灣問題作為處理中美關係、維護西太平洋地區利益的“戰略籌碼”。隨著冷戰結束和中國迅速崛起,中美關係趨向複雜,老布希之後的四任美國總統不約而同重視利用台灣這個“戰略籌碼”來遏制和圍堵中國。由是觀之,在六十多年的美臺關係變化中,臺作為美的“戰略籌碼”,其重要性和份量實際上處於不斷下降的通道,根本原因在於台灣問題對於美國的利用價值趨弱,以及中美關係對於美國利益越來越重要。

    特朗普執政後,蔡英文對美疑慮明顯增大,極力爭取提高和表現台灣的“戰略價值”,以保持“戰略籌碼”地位。但在中美開展全方位多領域合作的大趨勢、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的大背景下,台灣將不得不面對在“國際空間”上“被冷落”“被邊緣化”的境地。

    一、中美雙方在“合作共贏”上取得基本共識。為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中國提出秉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來拓展兩國在雙邊、地區、全球層面各領域合作,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經歷一輪交流交鋒後,美國務卿蒂勒森訪華時事實上接受了這一建議。經歷“習特會”的戰略溝通,特朗普表示對華關係已取得“巨大進展”,兩國可以“共同辦成一些大事”,“許多潛在的很壞問題會消失”。美國當前急需解決提振經濟、改善基礎設施、提高就業率等棘手問題,這些必然需要中國的合作與支援。美國不希望台灣當局在臺海興風作浪,波及中美關係大局,也就是說,美國不會騰出精力來“照顧”台灣,而得罪事實上的全域合作者——中國大陸。近期,台灣當局打算依葫蘆畫瓢,將“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中的“台北”改為“台灣”,美國直接否決並指責其是“破壞現狀”。昨天特朗普拒絕與蔡英文通電話的請求,表示不希望引發與中國關係出問題。若台灣不能順勢而為,反而充當“麻煩製造者”,其面對的將是中美聯手管制。

     二、台灣不在特朗普的對外政策優先議程。當選初期,特朗普在台灣問題上對華持強硬態度,不是台灣的戰略籌碼份量加重,而是其作為政治新人和商業老手,意圖通過這種方式在未來的中美對弈談判中獲取先機和更多籌碼。當前,特朗普的對外政策和亞太戰略尚在形成當中,但不會跳出“美國優先”的基本考量,和確保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這一核心原則。因此,美國對外政策的優先議程依次為獲得經濟實利、打擊“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限制移民和處理北韓半島核危機等。台灣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即研判,美國內部公認“北韓”核武及飛彈是未來四年可破大局的重大問題,台灣的重要性及台灣問題的緊迫性都立即下降。另一方面,特朗普傾向於以商業利益來衡量貿易夥伴關係、盟友關係的重要性。中美關係涵蓋領域廣,互動量能大,其重要性遠非臺美關係可比。以經貿關係為例,中國大陸是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2015年對美貿易額5583.9億美元(為臺美貿易額的8.7倍多),美中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為美國創造了約260萬個就業崗位,為美經濟增長貢獻了2160億美元。大陸持有美國1.1萬億美元國債,是美國最大債主,台灣的美元債券則不到大陸的十分之一。兩利相權取其重,重商的特朗普難以做到因“照顧”台灣而失去大陸的支援配合。

     三、蔡英文參與“國際活動”得不到大陸支援和國際社會認可。在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上,大陸主張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通過兩岸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2008年之後國民黨執政期間,台灣先後參加了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大會,連戰、蕭萬長等政要先後出席APEC,高雄與台北分別舉辦了世界運動會和夏季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其主要原因在於馬英九當局承認“九二共識”及其核心意涵,兩岸開拓了政治互動的機制化管道。2016年5月島內政黨輪替後,蔡英文回避“九二共識”表態,但大陸方面依然給蔡餘地,允許民進黨當局參與當年5月的世界衛生大會。

     然而,蔡英文置大陸善意于不顧,不承認“九二共識”,推行“去中國化”路線,導致兩岸政治互信基礎蕩然無存。從去年9月27日民進黨當局被拒參加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開始,大陸事實上調整了涉臺外交政策。當前,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世界上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治理模式和推進全球經濟增長的“中國藥方”獲得全球性的尊重和認可,在周邊熱點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全球夥伴關係網路日益完善。蔡英文企圖通過“親美媚日”來“力抗中國”,其走向國際社會必須處處碰壁。去年12月底聖多美及普林西比與台灣“斷交”,即給蔡英文政權一個警告。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WHA)預定5月下旬在瑞士日內瓦舉行,民進黨當局獲邀參加的可能性也幾等於零。現在民進黨在經濟上正推行“新南向政策”,但不融入大陸主導的“一帶一路”戰略以及區域政治經濟合作機制中,台灣處於燈火闌珊處、“被邊緣化”會成為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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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時事評論 特朗普 一個中國 台灣 習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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