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關重要的是，在貴國面臨困難的時候，應該同舟共濟，攜手克服．．．．．．我也衷心希望，我國的此次援助項目，能夠助北京市一臂之力，早日戰勝非典。”5月15日，北京市政府辦公大樓裏，日本駐華大使館野本佳夫特命全權公使與北京市副市長張茅握手言歡。
當天，價值77481美元的兩萬套防護服，被送到北京市所轄SARS定點醫院的第一線。
日本大使館經濟部提供的資料顯示，非典期間，日本政府不僅向北京派出由兩名專家組成的緊急救援隊，而且先後於5月8日和5月15日，分別提供價值2．05億日元的醫療器械，以及相當於15億日元的緊急無償援助。
日本政府在此次中國的SARS戰役中，不僅是第一個參與國際醫療救援的國家，而且也是最積極的援助者之一。
日本對華援助始末
抗SARS只是日本對華一個緊急援助項目。事實上，從1979年開始，日本每年都要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經濟援助。
大平正芳是一個值得中國人記住的名字。日本對華援助，正始於大平內閣。
“正是在大平首相的倡導下，日本開始對華援助，這對當時中國經濟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馮昭奎是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專事日本經濟研究的學者，他曾對日本對華援助進行過長時間的跟蹤研究。日前，他就中國的工業化和中日關係寫了一篇論文，其中專門提到，日本對中國的政府間開發援助（ODA），“對中國加快現代化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
然而，由於各種原因，日本對華援助在中國公眾中知曉度不高。據馮昭奎介紹，關於對華援助事宜，是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訪華時，正式向鄧小平提出的。第二年4月，雙方首次簽署了日本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的協議，還款期限是80年。
據日本大使館經濟部介紹，日本對華ODA分為三方面內容，日元貸款是最主要的一項，它屬有償資金援助，資金規模大，需要償還，但貸款條件相當優厚：利率低，還款期長。譬如2001年日元貸款，年利率僅為0．75％－2．2％，還款期長達30－40年。從1980年到2000年，日本政府共向中國提供了4次日元貸款，平均每5年決定一個批次的貸款總額。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金熙德告訴記者，這種方式適於建設工期較長的大型項目，也有利於中國把日元貸款的使用納入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軌道，“是對我國提供的一種特殊待遇”。
自1979年日本首度表示對華提供日元貸款以來，截至2002年3月底，日本政府對華日元貸款的累計額達28293億日元，折合人民幣1433億元，佔外國政府對華貸款總額的一半以上。
不承擔還款義務的無償援助，到2001年末，累計合53．6億人民幣，對華技術合作，截至2000末，達64．8億人民幣，援助項目涉及教育、醫療、農業、環保等領域。
20多年的對華援助，日本成為中國最大的援助國，總援助資金佔24個對華援助國家資金的60％以上。而中國，也是日本對外援助中僅次於印尼、越南的第三大受援國。
“不可否認，ODA資金在我國經濟走向騰飛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金熙德說，運用日本的ODA，中國建起了電氣化鐵道、港灣、機場、水利設施等許多基礎設施，而這些成果，也是中日友好合用史上的重要篇章。
對華援助：互惠互利
經歷過二戰的日本與中國，兩國關係很長一段時間形同水火，人民之間也互生齟齬，為何還要大力援助中國，幫助中國發展經濟？
“其理由不僅僅是日本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國，而且是為了維護日本自身的穩定與繁榮。”日本大使館經濟公使目賀田週一郎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表示，日本的發展，需要和平安寧的國際環境，特別是東亞地區的穩定和繁榮。為此，日本希望通過ODA方式，與周邊國家合作，共同營造一個理想的環境。而作為最大鄰國的中國，其對外開放和社會穩定，對日本自身發展大有裨益。
金熙德透露，事實上，由於中國放棄了對日的戰爭賠款，所以在援助之初，有借此進行感情和經濟彌補的成分在裏面。
除此之外，對華援助也是日本對外戰略的需要。金熙德分析認為，隨著經濟高度發展，日本開始追求與其經濟實力相當的國際政治地位；日美經濟摩擦的不斷上升，使它意識到擴大外交範圍的必要性；日本在對蘇關繫上，存在著歷史感情、領土、安全等問題。“這些因素都促使日本更願意發展對華關係。”
經濟動機也是一方面。即日本希望通過日元貸款，建設有利於日本對華貿易和改善中國經濟環境的項目，比如早期的日元貸款，為方便對日出口，曾用於建設秦皇島的運煤碼頭。另外不少基礎設施建設，也為日本對華投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70％的日資企業在中國贏利，中日經貿關係得以進一步加強。後來，ODA大量用於西部開發和環境治理，對保護鄰邦日本的環境也起了好作用。
“事實上，ODA有一部分‘回流’到了日本，促進了日本企業發展。”馮昭奎在研究中發現，原則上不允許附加條件的ODA，而在實際操作中是限定性的。馮昭奎把這種帶有附加條件的資金稱為“吠”，即英文中的“捆綁（tie）”之意。這樣的資金，往往要求中國向日本企業購買機械設備或技術，困此，中國在發展項目的同時，也帶動了日本企業的發展。
在日本大使館經濟部提供的2001年度日元貸款概要表上，15個貸款項目，有10個項目附加條件為“限定兩國間採購”。而據馮昭奎稱，在日元貸款中，近30％的資金帶有“捆綁”條件。日本主管工業的通產省，還因“吠”的比例問題，與外務省有過不少爭端。
ODA的政治化遊戲
本是兩相情願，互惠互利的對華援助，在一些居心叵測的日本政治家眼裏，卻成“一張牌”，並以此為外交工具，不時用來挾制中國。
金熙德告訴記者，在中日關係摩擦很少的1990年代以前，日本國民對華援助並不了解，也不感興趣。然而，隨著中日經濟發展勢頭髮生變化、中日政治摩擦開始抬升，日本鷹派首先在各種政治場合和媒體上對對華援助提出了疑問。日本國民就是在這種負面的政治氛圍下開始關注這一問題的，他們對政府支援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感到不解，對有些日本媒體宣傳的“中國得到援助卻一點也不感謝”、“中國接受日本援助來增強軍事”、中國接受日本援助，卻還援助其他國家”等說法產生共鳴，因此，近年來，日本國民對對華援助的負面認識逐漸上升，國內有呼聲，要求政府大規模削減對華援助。
因此，日本政府首先改變了對華援助的撥款方式。從2000年開始，日本援助款由以往的5年一次給齊的方式，轉為每年審核批准。
另一方面，在援助準則上進行大面積修改。1992年，日本內閣發表新的“ODA大綱”，制定了4點政治原則，加入援助必須看被援助國的民主化情況、軍備情況等政治化內容。
根據這一大綱，日本針對中國1990年代中期的核子試驗首次發動了部分凍結無償援助、緩談日元貸款續簽協議進程等制裁。此事之後，日本國內又開始蔓延“中國軍事威脅論”和“中國經濟威脅論”，日本的對華援助開始向減少數額、改變援建項目、與政治軍事問題更多地掛鉤的方向變化。濃郁的政治氣氛，始終在ODA問題上糾結不清。
中國騰飛與ODA謝幕2000年，可以說是日本對華援助轉折性的一年。這一年，日本政府不僅取消了對中國的資金優惠劃撥方式，而且大幅度削減ODA額度，減幅每年在20％以上。據日本外務省資料，2001年，日本政府對華日元貸款削減24．7％，並宣佈停止向東部沿海地區提代基礎設施建設的援助，將重點放在內陸貧困地區以及環境保護方面。
2003年3月13日，日本外務省又公佈，2002年度（2002年4月至2003年3月）對華日元貸款總額為1212億，較上年度再減少24．9％。
談及對華援助銳減的原因，目賀田公使表示，對華援助較以前有大的變化，是由於日中兩方都出現了新的情況。
“首先是日本方面的變化。”目賀田介紹說，日本自19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以來，經濟發展呈停滯狀態，財政赤字巨大。而今，經濟結構改革、財政重建，經濟再生成了政府的當務之急。為此，2002年度的預算案中，作為財政重建的一環，對ODA的有關預算削減10％、日元貸款削減23％。“特別是在日本經濟狀況處於困難的情況下，目睹中國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另外，作為商務競爭對手的感覺和上海等沿海城市的顯著的發展，從日本國民的感情來看，對持續保持高度增長的中國進行援助產生了質疑。”目賀田公使說，這也是國內呼聲很高，要求削減對華援助的原因之一。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使日本方認為，中國可以自己從國內外籌集所需資金。目賀田也指出，雖然ODA預算處於削減的趨勢，但在2002年度的全部日元貸款中，對華日元佔比重約為19％，基本保持了與1990年代後期同等水準，由此可見，對華貸款的重要性沒有改變。
談及未來援助問題，目賀田表示，北京、上海的繁榮，給人以中國已經達到發達國家的印象，然而中國還有2億人口的人均收入在100元以下，他說，日本方面會根據2001年10月制定的《對華經濟合作計劃》安排，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繼續維持、加強兩國之間的合作關係。
金熙德說，從1980年代初開始的對華援助，起到了強化中日政治、經濟關係的重要作用。但從未來中長期的觀點看，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自身建設能力的提高，對華援助勢必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孫亞菲)
《南方週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