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莫裏茨-德-哈登
到達威尼斯的第二天，我們就與電影節秘書處預約了對電影節主席莫裏茨-德-哈登的專訪。電影節行進到倒數第二天，當我們對如此重要的一次採訪不抱任何希望的時候，德-哈登主席意外地給了中國媒體一次機會。就像十幾年前的柏林，德-哈登給了中國內地電影第一座金熊獎盃一樣，他對於亞洲尤其是中國的關注讓我們倍感親切。電影不僅是一種藝術還是一種工業
東方早報：您認為今年威尼斯電影節和以往歷屆相比較，在參賽片的選擇上或整個電影節的流程上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德-哈登：每年的電影節只是一面反映這一年電影成果的鏡子，代表的是一段時期的電影業發展。像今年的威尼斯電影節，參賽片是在7月底截止報名的，所以大家現在在這裡看到的都是7月底之前完成的電影，反映的是那一時段的世界電影業發展狀況。可我們知道，每年各個時期都有新的電影作品出現，於是因為時間限制，很多優秀的影片有沒能趕上今年的電影節。由於非典的緣故，有一些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影片製作被延誤。比如王家衛的《2046》和彭小蓮的《美麗上海》都因此沒能趕上電影節。今年參賽影片整體品質不錯，是成功的一年，但這並不表示，明年的電影節會一樣成功，這誰都說不準。我一直認為，每年出品的電影的品質有點像釀酒，有出酒的好年份，也有不幸運的年份。
東方早報：為了打開市場，今年威尼斯電影節首次設立了電影發行公司交易展臺，這會不會使參加威尼斯電影節的影片越來越商業化？
德-哈登：讓我們這樣來說，你喜歡好的電影，我也喜歡好的電影，但是我們都知道製作一部電影的成本極高，在一部好的電影背後，製作人、發行商要付出很多財力。電影節是需要一些商業化活動的，使好的電影有人買，有人賣。事物都有其兩面性，電影不僅僅只是一種藝術，它還是一種工業。但這並不會影響到電影節堅持藝術的路線，不會影響到我們選擇影片的標準，也不會因此而有更多的商業片入選電影節。如果說這種做法會影響到威尼斯電影節今後的發展路線的話，我認為電影節本就沒有固定的模式，它是對電影一種不斷探索、發現、發展的過程。
東方早報：我們想知道一些本屆威尼斯電影節的官方統計數據。
德-哈登：現在還沒有官方的統計數據，不過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告訴你，今年威尼斯電影節總的預算是600萬歐元，對於電影節來說，這是很低的；從1590部劇情片以及短片中，我們選出了150部左右的影片參賽、參展；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至少有2500人；與預算相比，門票收入並不是很多，因為舉辦電影節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賺錢，我們絕大部分的資金投入都是來自政府。政治題材在電影中很重要
東方早報：在近日威尼斯電影節的幾項評選中，公眾認為北野武的《座頭市》是最好的一部影片，而專業影評人士認為蔡明亮的《不散》比較好。那您是如何看待公眾和專業人士對影片有不同的反應或評價的？
德-哈登：目前就歐洲而言，影評家的影響越來越小，因為現在的觀眾越來越多地受到電視劇、MTV等藝術形式所影響，這並不是說我們不再需要影評人，就像並不是所有我們選擇的電影都會有市場一樣，但這不是說我們不需要看這些電影。
東方早報：您覺得現在電影的發展趨勢是什麼，或者說電影的主要潮流是什麼？
德-哈登：我覺得世界電影有兩個功能，一種是娛樂功能，讓人們可以發笑，可以放鬆。另一種是社會功能，讓我們可以探討我們社會存在的問題。我發覺，自從“9·11”之後，美國電影人不知道該往哪走，他們顯得很猶豫，從來沒有在自己國土上經歷過戰爭的美國人不知道該怎樣面對這一殘酷的現實，“9·11”之後，美國電影發生了一些變化，暴力電影少了很多。
東方早報：您怎麼看待今年提名金獅獎的影片有不少是政治題材這一現象？
德-哈登：我認為政治題材在電影中是很重要的，因為電影不光光是提供娛樂或講述愛情的。本屆參展的政治題材影片都很優秀，應該被放映出來，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艱難的世界中，我們不知道社會將會如何發展，電影工作者回顧過去的政治歷史，為的是更多地了解我們的現在和未來，我想這是很有必要的。
東方早報：一些未能通過國內審查的電影都是以“地下”的方式參加包括威尼斯、柏林、戛納在內的各大電影節，對於這樣的做法您是否贊同？
德-哈登：我不鼓勵他們這麼做，但是老實說，這不是我的問題，這應該由電影人自己決定，我認為什麼電影參加電影節並不是由政府決定的，在義大利，政府並沒有告訴我什麼影片該放，什麼影片不該放，而其他國家選送的影片也很少受到政府的質疑。
東方早報：我們知道，如果不是得到您的協助，張藝謀的《紅高粱》不可能參加柏林電影節，中國電影也不可能第一次獲得金熊獎。
德-哈登：我要再次強調的是，並不是我要求得到某國政府的同意，讓影片參加電影節。政府應該讓電影人來參加電影節，而不是禁止他們，不過今年的威尼斯電影節我們沒有遇到這樣的情況。中國電影首先是要在中國取得成功
東方早報：您為什麼會選許鞍華導演和劉若英小姐擔任本屆威尼斯電影節的評審？尤其是劉若英，我們知道，在中國，她在電影方面的名氣可能還不如她作為一個歌手或電視演員的名氣。
德-哈登：的確，劉若英作為歌手要比作為演員出名得多，但別忘了她是張艾嘉的學生，張艾嘉對電影有很深入的研究。可能你們認為劉若英首先是一個歌手。但是在這裡人們不知道她是個歌手，人們知道她是個演員。很重要的一點是在評審團中，需要有名望的老一輩電影人，也要有年輕的力量。年輕人有獨特的感知力，如果說評審團中有代溝的衝突，那是一件好事，有積極的意義。
東方早報：能談談您對許鞍華導演的印象嗎？
德-哈登：許鞍華是一個很有名望的導演，相對於劉若英來講她屬於“老”的一代，她的作品曾參加過柏林、戛納電影節。我認識她已經好多年了，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她是一個很專業的導演、是香港最好的導演之一。這次很幸運，她剛剛完成了一部作品，因此才有時間來威尼斯擔任評委。
東方早報：我們想知道您對中國電影的一些看法。
德-哈登：我為中國電影做了那麼多事情之後，你來問我這個問題。我覺得中國電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說的是整個華語電影界，包括內地、香港、台灣在內。中國正在涌現出一大批新生的電影力量，也許我要再重復一遍我在香港曾經說過的———北京政府也許太相信列寧曾經講過的一句話：“電影是最重要的。”但那句話是對20世紀前期說的，那時沒有電視，沒有別的什麼形式的娛樂，所以拍什麼影片要非常小心，但是今天的電影環境應該要比那時寬鬆。
中國電影存在的隱患是，為了征服西方電影市場，一些導演會試圖拍一些他們認為西方觀眾喜歡的東西。我不是說我反對中國的功夫片，但是功夫片只是中國文化的一小部分。中國功夫片有好多都享譽國際影壇，這樣是很危險的，這會給外國觀眾一個片面的印象———因為中國的歷史、文化博大精深，不僅僅是武功招式或者刀光劍影。
我不是反對功夫片，我看功夫片也覺得很帶勁，但是中國的電影導演們要取得一個平衡，因為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國電影首先是要在中國取得成功，然後才能在國際上成功。
東方早報：您怎樣看待當代中國電影的大環境，因為有許多中國電影人抱怨得不到政府和觀眾的支援。
德-哈登：中國電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應該得到政府的充分理解。中國電影工業還有一個問題是，中國的一些電影院太陳舊，在現代社會，看電影的方式應該是全新的。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目前大量的DVD影碟讓人們想看什麼電影就能看到什麼電影，這對於新的電影作品的宣傳極端不利，因為即使再怎樣防範，無孔不入的盜版影碟還是能在第一時間充斥市場，看影碟比去電影院看電影便宜多了，這就是很主要的一個問題。
東方早報：但是如果不通過影碟，有很多電影中國觀眾是看不到的。
德-哈登：沒錯，這也就是我所說的電影工業的重大錯誤。我記得我曾經到莫斯科去，發現在那裏很多電影都被禁，但是在專業電影人聯合會裏，專業電影人還是可以看到那些被禁的影片，在中國，情況也是相似的。因此，對於許多電影人來說，學習電影的惟一途徑就是看DVD，我自己在中國也買過DVD帶回來。今年對於我是正常的一年
東方早報：今年是您擔任威尼斯電影節主席的第二年，對此您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德-哈登：我當了22年柏林電影節的主席，相比較而言，我認為威尼斯電影節存在的問題要多得多。去年三月底左右我是在最後關頭才被拉來當威尼斯電影節主席的，好在有世界各地朋友的幫助，我才能夠做一些事情。去年太緊張了，而今年對於我來說應該是正常的一年。
東方早報：今年電影節開幕之前，您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期望？
德-哈登：我預計到今年會很困難，因為五月份舉行的戛納電影節就很不幸地遇到了許多原本打算參賽的影片都沒有完成製作的尷尬事，我擔心今年的威尼斯電影節也會出現類似情況。
電影節是一個讓各種風格、題材的影片匯聚一堂的機會，我們看到的有商業片和非商業片，有年輕導演的作品，也有著名導演的作品。我認為電影節除了為影片做宣傳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發現”好影片。（東方早報）
|
